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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研究在中国
2015-09-05 00:21  

赵德縯  蓝仁哲  宋家珩

加拿大是一个后起而年青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历史很短,但发展很快,从1867年独立时算起,才走过百把个年头,就已跻身于西方七强之列。就国情而言,加拿大虽然是西方强国,却在不少方面与我国有相似之处。因此,无论从发展速度或发展历史的某些方面而言,对我国都有可资借鉴之处。
   当前,加拿大研究活动,除了加拿大本国之外,已遍及世界20多个国家,包括美国、英国、法国、西德、东德、日本、爱尔兰、意大利、荷兰、新西兰、澳大利亚、比利时、芬兰、丹麦、挪威、瑞典、印度、泰国、瑞士、奥地利、以色列以及中国、苏联、匈牙利等。其中,全国性的加拿大研究会有十几个。这十几个全国性的加拿大研究会,现今都是于1981年6月成立的民间学术团体协调组织“国际加拿大研究理事会”的成员与理事。它们是“加拿大研究会”(加拿大),“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加拿大研究会”,“中国加拿大研究会”,“德语国家加拿大研究会”(包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奥地利、瑞士和丹麦的加拿大研究学者),“爱尔兰加拿大研究会”、“荷兰加拿大研究会”、“美国加拿大研究会”、“法国加拿大研究会”、“英国加拿大研究会”、“印度加拿大研究会”,“以色列加拿大研究会”、“意大利加拿大研究会”、“日本加拿大研究会”和“北欧国家加拿大研究会”(包括丹麦、挪威和瑞典的加拿大研究者)。我国的加拿大研究会,被接纳为“国际加拿大研究理事会”的正式成员,是该国际理事会1985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市召开的全体理事会议上决定的。从此,我国的加拿大研究加入了国际行列,与国外同行之间的交流来往,空前密切。
几十年来,中国的加拿大研究的发展,可大致划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50年代。那时,已经有不少有关加拿大问题的文章见诸报刊。这一时期中国的加拿大研究,有如下几个特点:1. 成果大多是文章,专著极少。当时出版的著作,只有1958年出版的《加拿大地理》这本中国学者写的小册子;2. 介绍性的译著多,编著少,很多有关加拿大问题的文章,是译自俄文的,还有一些则译自英文。比如《国际问题译丛》上的文章、苏联学者苏钦科写的《战后加拿大经济与英美矛盾》专著等等;3. 尚未出现与研究加拿大问题有关的研究机构,翻译和写作加拿大问题文章的作者,还不是专门从事加拿大问题研究的专职人员;4. 还没有开设加拿大研究的课程,加拿大研究也没有进入大学教材课本。例如,“外国经济史”课就只包括英、美、德、法、日、俄、印度和拉美等国家与地区,而没有加拿大;5. 还没有开展与加拿大的学术交流。
第二个时期:60年代与70年代。这个时期是中国加拿大研究的第一个转折点,其主要标志是1964年初在中国设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武汉大学北美经济研究室和华东师范大学北美经济地理研究室,二者都配备了专职和兼职科研人员,开展加拿大经济和经济地理的研究工作。促成这个转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适应60年代初中国外交形势发展的需要。当时,世界上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已大为增多,外交形势的发展,要求中国对世界各国有更广泛、深刻的了解。可是,那时中国对外界的了解却十分不够。为此,在中国政府的关注下,加强了对外研究机构的建设,包括在部分条件较好的重点大学建立和发展外国问题研究机构。“武汉大学北美经济研究室”和“华东师范大学北美经济地理研究室”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是中国第一批从事加拿大研究的专门科研机构。后来,“武汉大学北美经济研究室”发展成“美国和加拿大经济研究所”,今天,又分别形成两个中心:美国经济研究中心与加拿大研究中心。
图书资料建设是与科研机构的建设同步展开的。由于专门研究加拿大问题的科研机构的设立,加拿大一些重要书籍文献与报刊也在这一时期开始较多地进入中国。比如,研究加拿大经济的一些不可缺少的重要学术与统计报刊如《环球邮报》、《加拿大金融邮报》、《加拿大统计评论》、《加拿大银行评论》以及一些专著,都是从这个时期起开始系统收集的。
关于研究成果,开始有了固定的内部刊物,如武大北美经济研究室编辑印行的《北美经济资料》(现已改名为《美加经济研究》)。与此同时,60年代,中国通过翻译介绍加拿大情况的论文与专著继续出版。弗•伍•派克的著作《加拿大垄断资本》和另一作者的《他们是怎样把加拿大出卖给美国的》,就是在这个时期组织翻译出版的。70年代初,为了广泛了解外国,中国组织了一批力量,翻译出版各国历史。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历史系教授格莱布鲁克的《加拿大简史》和著名历史学家唐纳德•克赖顿的《加拿大近百年史》,就是在1972年由我国史学力量较强的山东大学的学者翻译出版的。这两部书是中国最早开始加拿大历史的译著。
第三个时期:80年代。对中国的加拿大研究发展过程来说,这是第二个大的转折点。可以说,这是中国的加拿大研究进入蓬勃发展的时期。促成中国的加拿大研究进入蓬勃发展时期的主要因素,是中国开始实行开放政策。这一重大政策转变,对加拿大研究在中国的发展,起了最主要的推动作用。这个时期,中国的加拿大研究蓬勃发展的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事加拿大研究的人数倍增。自从70年代末以来,在开放政策的影响下,中加两国教育、文化与科技交流日益扩大,中国派出大量留学生和访问学者赴加学习、进修与访问,这些学生与学者学成返回后,怀着对加拿大人民的深厚友谊,献身于加拿大研究,因而使从事加拿大研究的队伍日益扩大。据统计,现在中国加拿大研究会已正式登记的会员,超过150人,他们分布在全国各大学、研究机构及其它单位工作。
第二,研究机构增多。专门从事加拿大研究的科研机构由1964年的2所增加到1987年的6所。除了上文提及的早在60年代建立的老研究机构之外,新近几年陆续又成立了“四川外语学院加拿大研究所”(1983),“山东大学加拿大历史研究室”(1984年)以及“上海社会科学院北美经济研究室”等新机构。此外,还有多处正在酝酿建立新的加拿大研究机构。
第三,研究领域拓宽。在前一时期,由于机构稀,人员少,研究的学科较为狭窄,限于经济或地理等单科研究方面。目前,随着机构和人员的增多,研究领域也开始由单科向多学科方向扩展。现在,在全国各地,研究加拿大语言、文学、历史、政治、法律、文化、教育、民族、魁北克问题及劳动问题的活动在迅速兴起,加拿大研究正朝着建立完整的“加拿大学”方向迈进。
第四,研究活动由单纯的科研向教学扩展。武汉大学早从70年代末起,就已向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加拿大经济”课程,目前在继续扩大加拿大经济方面的教学。山东大学历史系从1982年以来,向本科生开设加拿大史课程,1985年起也向研究生提供此类课程。四川大学加拿大研究所和南京大学外文系最近也向学生开设了加拿大文学课程。随着教学活动的开展,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青年对加拿大的认识,了解与兴趣与日俱增。
第五,在中国的大学教材中,有关加拿大的内容与篇章从无到有,由少至多。1980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学教材《世界经济》,第一次在中国的大学世界经济学科教材中单列专章探讨加拿大经济问题。最近,南京大学黄仲文教授编著的《加拿大文学选读》也已出版,该教材将被中国高等学校英文系广泛选用。
第六,各个学科的科研成果显著增多。在经济方面,武汉大学吴纪先、赵德縯和高玉芳教授合著的专著《加拿大经济》于1980年问世。武汉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每年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主编的《世界经济年鉴》撰写加拿大部分的篇章。该所研究人员还在加拿大农业、矿业、财政、金融、石油、科技、外资、外贸,美加关系、中加经济关系等问题上发表了大量论文。值得指出的是,这些论文,许多都是从我国现代化经济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选定课题,开展研究,供我国有关部门参考的。在文学领域,80年代以前,加拿大文学在中国基本上还是默默无闻的。但自1979年以来,在中国又一次出现介绍外国优秀文学作品热潮中,加拿大文学第—次被引人注目地介绍到了中国。最早的一期加拿大文学专号出现在《外国文学》杂志1981年第10期,其中的两篇专文分别介绍了加拿大的英语文学和法语文学,还刊载了诺思普•弗顿,莫利•卡拉汉、辛克莱•罗斯、罗伯特•克罗耶茨奇和玛格丽特•劳伦斯等作家的许多作品。与此同时,成本的加拿大文学作品也先后在全国出版发行。最引人注目的是短短几年之间就出版了三部《加拿大短篇小说选》(蓝仁哲、施咸荣,屠珍等编译)。此外,斯蒂芬•里柯克的代表作《小镇艳阳录》也已由黄仲文等翻译出版,《里柯克幽默随笔选》由蓝仁哲翻译出版。在史学方面,研究和介绍加拿大历史的工作,山东大学的学者作出了主要贡献。加拿大历史研究开始成为山东大学历史系世界史科研的重点之一。1984年山大历史系正式建立了加拿大史研究室,从事加拿大通史、加拿大政治制度和若干专门课题的研究。他们已在书刊上发表了《加拿大自治领的建立》、《加拿大路易•里埃尔起义》和《18和19世纪英国对加拿大的殖民政策》等论文,并开始对加拿大史上的重大问题进行专题探讨。此外,山大历史系还开始出版《世界史译丛》,有计划地编译加拿大历史的重要文献。
   第七,80年代以来,最鼓舞人心的发展也许应推中国加拿大研究会的创建。1984年冬,在四川外语学院加拿大研究所、武汉大学美国加拿大经济研究所、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北京大学西语系和广州外语学院魁北克文化研究中心的联合发起下,经过许多同志的共同努力,筹备和成立了中国加拿大研究会。全国加拿大研究会的创建,标志着中国的加拿大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目前,该研究会拥有150名会员,在全国各地从事加拿大研究教学工作。其中许多会员都是中国从事加拿大研究的著名学者。在研究会的协调与组织下,他们正计划编写出版一套加拿大研究丛书,把加拿大研究向广度和深度推进,为加拿大研究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文史哲》198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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