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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工业化初探
2015-10-27 17:19  

加拿大工业化初探

付成双

(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天津 300071  

摘要:传统上我国世界史研究中对于加拿大问题一直存在较大空缺,而对于其工业发展也一直语焉不详,本文试图通过对加拿大工业化的历程、特点和成绩的分析,为这一问题提供一个大致的脉络,以求抛砖引玉,带动加拿大史研究的新进展。

关键词:工业化,大宗产品经济,国家政策,保护关税

A Preliminary Study of Canadian Industrialization

Fu Chengshuang

( Modern World History Research Center , Nankai University , Tianjin 300071)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Canada is one of the key examples of the induced development of world Modernization. However, scholars out of Canada paid little attention to this important topic. This paper tries to probe the main identities of Canadian industrialization, to evaluate its achievements and to judge the role of the government in this process.

Key WordsIndustrialization, Staple Economy, National Policy, Protective Tariff  

大湖区-新英格兰制造业带的崛起是北美工业革命和经济现代化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北美从边缘向中心转换的基础。传统上,学者们的眼光一直关注于美国方面的发展变化,对加拿大注意颇少。其实,加拿大的工业化是美国大湖区-新英格兰制造业带向北的一个自然延伸,同时也是它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由于加拿大工业化起步较晚,具有更多的依附性特征,因而,也与美国的工业化表现出了一些截然不同的特征。

一、加拿大工业化的简要历程

加拿大的发展晚美国大约半个世纪,当美国19世纪上半期已经步入工业化的轨道时,加拿大的中心地区仍然处于边疆扩张和拓殖高潮。随着边疆的拓殖和人口的增加,服务于地方市场的原料加工工业和小规模的制造业在加拿大逐渐发展起来。到1830年代,蒙特利尔大约有500家企业,但劳工只有1300人,表明规模都很小。[1](p. 122) 加拿大当时最主要的制造业是面粉加工、木材加工和造船,它们的产值占当时加拿大工业总产值的一半。面粉工业是随着安大略农业的开发而发展起来的,而且英国的谷物法也使得美国的小麦出口到加拿大,研磨成面粉再出口,从而鼓励了加拿大的面粉和交通工业的发展。[2](p. 39) 方木边疆的开发则是促使加拿大成功地从毛皮贸易转向农业开发的动力。与毛皮贸易反对农业拓殖不同,方木边疆为种植业边疆空出了土地。“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锯木业是加拿大领先的制造业。”[3](p. 75)渥太华的前身拜顿(Bytown)是当时领先的锯木中心。需要大量优质木材的造船业在加拿大也很繁荣。40年代,加拿大也出现了农机具制造的小工厂。到50年代后期蒸汽机也在加拿大制造。

不过总起来说,直到1850年,加拿大的“制造业是小规模的,着眼于服务就近市场的,大部分的厂子所从事的是消费品生产或维修事务,蒸汽动力还很少采用。”[4](p. 230)而且,当时产业革命的两个拳头产业:钢铁和纺织,加拿大都没有。

1850年到20世纪上半期,加拿大制造业的发展明显地分为3个时期:即18501870年的迅速发展时期;18731895年的缓慢增长时期;1896年以后的快速增长时期。

18501870年是加拿大制造业发展的第一个快速发展阶段,加拿大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达到了3.38%,是18501900年这半个世纪内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在这段时期,加拿大的纺织工业发展起来,另外,钢铁、车辆、农机具制造也开始发展。其中农业机械和奶酪加工工业的发展特别引人注目:收割机在40年代末才在加拿大大量出现,到60年代,加拿大收割机就已经把美国收割机赶出了本国市场。收割机销售额从1861年的41.3万美元上升到1871年的268.5万美元,制造厂家从46家增加到252家。到1871年,安大略省有36874台收割机,魁北克5149台。[1](p. 127) 奶酪制作是随着加拿大农业的发展而崛起的新工业,到1867年,它已经有235家奶酪工厂,1871年出口830万磅;1891年猛增到1.062亿磅。与此同时,面粉加工、造船、木制品的比例则降到了不到13。到1870年,加拿大制造业产值达到2.22亿加元。

18731896年,加拿大工业的发展远远低于人们的期望,不过新的研究发现,加拿大制造业在这个时期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18701890年,加拿大制造业的年增长率是4.6%;19001910年,6%。1900年,加拿大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57亿加元,是1851年的6倍,除掉价格上涨因素,是4.5倍,以不变价格计算,年均增长3.17%。[4](p. 221)第二部类的产值从3800万加元增加到2.63亿加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从22.5%增加到25%。制造业的人均产值从1851年的976加元上升到了1900年的1890加元。这个时期最大的成就是中部制造业在关税政策的保护下发展起来。与半个世纪以前相比,工厂规模扩大。1900年,有430家工厂的产值超过20万加元,其产值达到2.12亿加元,占制造业总值的36%;其中有68家的产值在50万-100万之间,39家产值达到100500万加元。“在1851年,制造业主要局限于自然产品的初级加工,尤其是将谷物加工成面粉;但到1900年加拿大的工业就相当的多样化了,可观的部分行业所从事的是包括像铸铁和钢产品这样的高级制造工业了。”[4](p. 224)加拿大经济学家帕夫雷特认为:“如果能够对1850年加拿大经济的落后性和它的地理位置因素达成共识,那么,就不需要什么特别的理论来解释加拿大工业发展的本质。”[1](p. 145)著名经济学家麦肯尼思认为:“罗斯托和其他学者认为,加拿大的经济在1890年以前没有进步,而且向现代经济的转变在此以前也还没有发生,这一观点是非常错误的。”“加拿大经济在19世纪主要是一部成功和收获的历史。”[3](p. 58) 

虽然有上述成绩,但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依然是:到1900年,加拿大仍然算不上工业国,没有像样的钢铁工业,化工工业处于初级阶段。1890年,7.6万家制造厂中只有1.4万家雇人在5个以上。[4](p. 230) 

20世纪上半期,随着一系列新的资源的开发和国际市场上新一轮发展高潮的到来,加拿大乘机实现了工业化。1896年,随着国际市场上小麦价格的上扬和美国边疆的关闭,加拿大西部成为了最好的、最后的边疆,迎来了西部开发的高潮。小麦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其他行业的进步。从18961914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而接下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又为它的工业化提供了两个重要的发展契机。丰富的资源和战争的巨大需求带动了制造业的崛起。首先是钢铁工业发展起来,加拿大生产的铸铁产量从18961898年的10.5万吨增长到1913年的100万吨;钢从1900年的区区2.4万吨增长到1911年的88万吨。[1](p. 146)由于战争的刺激,钢产量又从1914年的100万吨提高到了1919年的2250万吨。从1929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它又提高了120%。加拿大的铁矿生产1902年只有40万吨。随着魁北克-拉布拉多交界处巨大铁矿储藏的发现,1952年,加拿大的铁矿产量达到了500万吨,以后,每年以100万吨的速度增长,从而一举从进口国变为出口国。由于能够得到廉价的水电能源供应,耗电巨大的炼铝工业也在加拿大发展了起来。1954年,它生产了557100美吨铝,占世界产量的14.9%,成为第二大产铝国。与此同时,造纸工业、非金属生产、化工、采矿、印刷等也有了大规模的发展。其中一些新产品,如滚动轴、镁、光学玻璃、防爆汽油等都落户加拿大。总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加拿大已经实现了工业化,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个富裕国家。1950年,加拿大全国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44亿加元,其中制造业占31%,农业占11%,当时只有6个国家的制造业产值超过加拿大,它成功地挤身于西方七强的行列。[5](pp. 420-446) 

二、加拿大工业化的主要特征

传统上,学者们习惯用大宗产品经济理论(Staple Economy)来阐述加拿大经济的发展。根据这种理论: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速度和特征决定于它所生产的以出口为目的的大宗产品的性质。著名经济史学家哈罗德·因尼斯、托尔和麦金塔什等都认为:“至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加拿大经济增长的步伐是由是否具有出口大宗产品而决定的。”[6](p. 17)大宗产品经济是一种对外部市场和资本依赖较大的经济形式,而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加拿大在工业化过程的这种依附性表现为对美国资本、技术和市场的依赖。“在许多领域,从建设铁路到探测石油和天然气,美国总是走在加拿大的前面,我们则从美国的试验和成就中受益。”[7](p. 67) 

其一,加拿大工业技术主要靠从美国复制或窃取。加拿大制造业缺乏内部的技术创新动力,“加拿大制造厂商依靠美国取得的技术进步,并且紧紧地复制美国的发展成果。”[3](p. 86)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加拿大的工厂生产美国的收割机,或者是根据许可证,或者仅仅是盗取技术。根据1872年加拿大专利法的规定,美国制造业者要么在加拿大设厂生产,使得加拿大生产其产品,才能得到保护;否则,将会被加拿大人复制。1903年,国际收割机公司在汉密尔顿设厂,其产品在加拿大的复制才被禁止。[1](p. 89)

其二,加拿大工业化中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外资在全国资本构成中的比例偏高,而且美国资本逐渐代替英国资本成为加拿大的主要资本来源。加拿大经济自19世纪中期以来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大量资本的涌入。[1](p. 88)联邦建立时,加拿大约有外资2亿加元,其中90%是英国资本,而且80%是政府和铁路债券。18681899年,加拿大净流入外资约11.05亿加元。外资占全国投资比例在1870年大约是30%,190025%。从1906年到1914年,加拿大每年流入的外资都超过1亿加元,最高的1912年达到4.187亿加元,从而把19061910年间外资占全国投资的比例抬高到了38%。[4](pp. 718-719)著名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思认为:“加拿大显然是在经济发展中外资流入发挥了远比美国重要作用的一个特例。”[4](p. 755) 

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上半期加拿大外资构成中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英国间接投资的相对减少和来自美国的直接投资的日益增加。1897年,美国在加拿大的直接投资是1.597亿美元,1914年上升到6.184亿美元。[3](p. 787) 1900年,美国投资占加拿大外资总数的14%,英国占85%;而到1950年,美国资本上升到了76%,而英资则降到了20%。

第三,美国在加拿大的直接投资和众多分厂的建立成为加拿大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家在加拿大开设分厂的工业是农机产业中的霍尔兄弟公司(Hull Brothers),它1860年在奥沙瓦建厂。19世纪7080年代,一些美国的知名企业如:胜家缝纫机、贝尔、西屋电气等都在美国设立了分厂。到1890年,已经有50家美国企业在加拿大设立了分厂;1913年,增长到450家,资本达到1.35亿美元。美国在加拿大的投资主要是供应美国市场的资源开发型行业。如在1880年代,美国资本占加拿大采矿业投资总额的一半。据估计,到1909年,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大约90%的可采伐商业林都控制在美国人手中。除此之外,美国在加拿大投资设厂还有两种情况:一是由于交通费用高,服务于加拿大地方市场的产品,如收割机,缝纫机等;二是为了逃避关税。同时,各级加拿大政府还制定优惠措施,如减税,免费用地,关税等措施促使资源加工后再出口美国。

美国巨额投资和大量的企业分厂的设立,无疑为加拿大工业发展带来了急需的资本和美国的生产和管理技术,“加拿大现代工业的建立不是美国的分厂的功劳,但它们的确给加拿大带来了资金并给加拿大企业带来了竞争。”[1](p. 142)同时,在加拿大投产的美国公司也成为其母国企业的竞争对手。如1900年加拿大的法令规定,联邦政府资助的铁路必须要用本国生产的钢轨,其主要推动者就是美国钢铁公司在加拿大的分厂。1911年的自由贸易受到美国制造业协会的支持,遭到加拿大制造业者的反对,其中反对最积极的就是在加拿大设立分厂的美国厂主。大量资本的流入对于加拿大的发展无疑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美国资本对加拿大控制比例的增强,引发了关于经济自主性的争论。到20世纪60年代,在有些领域,如石油和天然气,美国资本控制的比例甚至达到了80%以上,从而引发了特鲁多政府反对美国控制、追求经济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涨。 

其四,美国市场逐渐代替英国市场而成为加拿大的主要进出口市场。作为一种资源开发型的大宗产品经济,同时由于国内市场狭小,所以,加拿大在经济发展中对于对外贸易的依赖程度远远大于美国。“在美国,内地的开放刺激了巨大的内部市场的发展,从而减少了对外贸易的作用;而在加拿大,内地的开放却刺激了生产更多的产品供应出口。”[2](p. 60) 18501900年,加拿大的对外出口从1800万加元增长到1.95亿加元,增长11倍,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1%上升到18;进口从2900万加元增长到1.78亿加元,提高了6倍,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大约是17%。进出口贸易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份额从185128%上升到1900年的35%。[4](p. 760)因此,有人认为:“19世纪后半期加拿大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 [4](p. 758)直到1968年,加拿大贸易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仍然高达36%,而美国仅占8%。由此可见,加拿大在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对外部市场的依赖远远大于美国。“美国工业的成功发展带来了剩余资本,被投放到了像加拿大这样的海外市场;而加拿大大宗产品的发展却带来了对海外资本(如美国资本)的持续需求。加拿大成为了贸易带来专业化的经典案例,而美国则因经济多样化而更少地依赖贸易。”[2](p. 60)  

1851年,加拿大产品的出口市场,英国占59%的份额,美国35%,其他国家6%。从1870年以后,英国在加拿大市场上所占的份额持续走低:1880年,48%;1890年,38%;1900年,24%;美国所占的份额则相应地增加:1880年,40%;1890年,46%;190060%。[4](p. 767)而且这个趋势在20世纪一直持续下去,直到1970年代以后,加拿大80%的进出口都与美国进行,成为全球最大的双边贸易伙伴。  

三、政府在工业化中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各国走向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无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学术界也一直存在着自由主义和干预主义两种截然对立的理论主张。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认为看不见的手可以自动调节市场,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政府仅仅是自由市场的守夜人;而以李斯特、庇古、凯恩斯、格尔申克隆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则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政府干预经济的必要性。从总体上看,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对政府职能的要求不一样:对于相对发达的国家要求较少的干预;相对落后的国家要求政府较多的干预;经济形势乐观的时候要求少的干预,而低迷时则要求较多的刺激措施。其实,政府干预与自由市场不是对立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政府的干预都必须坚持市场机制为基础,通过市场去落实。加拿大著名经济学家伊斯特布鲁克认为:似乎有一种基本的共识认为:在一个国家发展的早期和形成阶段,政府在私人企业的城镇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这种投资中对政府直接参与的依赖,会随着私人企业逐渐获得应对投资风险的能力而持续减退。”[8](p. 120)

就加拿大而言,作为欧洲的经济边缘和美国经济的向北延伸,其后发展特征更为浓厚,政府的干预程度也更强。首先,作为国家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保护关税政策是联邦政府干预经济发展、推动工业化的一项重要举措。加拿大著名经济学家麦金塔什评价道:“通过保护关税实现工业化的决定是与定居政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通过这一手段,西部预计要形成的市场就会为其他地区开放。这一决定还同交通政策紧密联系在一起,因为加拿大工业化所推动的东西部关税对横贯铁路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4](p. 219)1879年的关税法中,工业品和制成品的税率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具有明显的保护性质。各类产品的税率一般是:半制成品和工业原料,1020%;制成品设备,25%;制成消费品,30%。在1879年以后的8年中,1881年关税和1883年关税,对许多制成品的税率再度提高,如割草机、打捆机和收割机的税率从25%上升到了35%,“直到1887年,加拿大才实现了稳定的关税,或者说,保护才到达了顶点。”[9](p. 163) 

虽然自由党在野时候,曾经激烈地抨击保守党的关税政策,然而,它在1896年取得联邦政权后,没有制定什么新的国家政策,他们只是袭用了前任保守党的国家政策。[10](p. 152) 劳力埃政府不仅延续了利用西部土地吸引移民和改善交通的策略,1897年菲尔丁关税法虽然税率略有降低,但税种增加了,并且还在1904年通过了首个反倾销法。劳力埃政府的财政部长在世纪之交说:“你们能够帮助加拿大制造业者的最好方式是用繁荣和富足的人们来填满马尼托巴和西北地区,他们将会成为东部制造业品的消费者。”[11](p. 137)听起来颇像保守党的口吻。 

其次,除了通过关税政策刺激工业的发展以外,加拿大联邦政府还采取其他各种可能的措施积极鼓励制造业的发展。其一是直接的物质奖励。加拿大政府对于钢铁业等某些制造业给以直接的现金资助,以鼓励矿石在国内冶炼。给钢铁业的奖励始于1883年,从18961906年,政府给以该行业的奖励达到1000万加元。其他受到奖励的行业还有如石油、铅锌冶炼和铜矿冶炼等工业。从18961929年,政府给以的物质奖励达到2400万加元。[12](p. 182)其二是教育和科研方面的保障。一项调查表明:直到1917年,在加拿大2400家最大的工厂中,只有37家拥有实验室,83家企业雇佣了83位检验员和276名助手。为了给工业发展提供“示范和建议”,联邦政府建立了国家科研协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设立奖学金,鼓励大学和研究机构开展研究工作。此外,联邦政府还同省政府一道,投入大笔资金,鼓励职业培训。其三,制定相关的工业立法。早在1872年,政府就通过了专利法,一方面保护加拿大厂商的权利,同时也变相鼓励加拿大厂商复制国外技术。关于工厂生产方面的其他相关立法等也都着眼于鼓励制造业的发展。 

再次,省政府和其他各级政府也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其中以安大略省莫瓦特政府的“小国家政策”和西部诸省的省权建设和经济多样化运动最为典型。在联邦政府制订国家政策,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莫瓦特自由党政府为了开发本省丰富的森林、矿产和水利资源,推动工业的进步,也采取了多种措施。其中,“鼓励,支持通向资源产地的设施的改进,必要时候延长财政资助,并提供信息和技术教育,都是公家对资源发展的帮助措施。”[13](p. 110)为了鼓励企业能够开发该省丰富的矿产资源,省政府从多方面为企业的发展制造便利条件: 1)从法律层面上,调整矿产法,使探矿者与矿产公司都能接受。2)大力促进通往资源产区的交通设施的改进,为矿产资源的开发创造条件。从18671914年,省政府共资助 2783 英里 铁路,支出7969406加元,从而使得安大略北部的铁路从1881年的 12 英里 增加到1904年的 1750 英里 [13](p. 117) 3)采取奖励措施,鼓励矿石在本省冶炼。1894年,莫瓦特省政府设立12.5万元的矿冶基金,以每吨1元的奖励资助铣铁的生产。4)提供技术教育。针对技术知识极端贫乏的现状,省矿产部1894年在萨德伯里和拉特波蒂奇开始首个夏季矿业学校。此外,根据皇家委员会的建议,莫瓦特政府每年资助5千加元,建立金斯敦矿业学校(Kingston School of Mines),它后来变成了女王大学的一部分。[13](pp. 139-141)  

除了安大略的小国家政策外,西部诸省的省权建设和经济多样化运动也是政府积极支持本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典型。推动西部实行经济多样化的直接动力来自30年代大危机的打击。大危机对于“依赖资源的产业意味着灾难,而对于几乎完全仰仗于一种资源的经济则预示着完全的崩溃”。[14](p. 101)这个时期取得政权的第三党政府掀起了规模庞大的省内建设和经济多样化运动。比如萨斯喀彻温省的平民合作联盟在第一任期内,在“插足经济”的口号指引下,政府大力发展非农业产品,以减少本地区制成品的进口。阿尔伯塔则利用本省油气资源丰富的优势,大力发展资源类产品的开发和加工。 

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阿尔伯达和萨斯喀彻温省的内建设和经济多样化取得了巨大成绩。经济结构同以前相比,变的更加合理:1931年,萨斯喀彻温省和阿尔伯达省第一部类在省经济中的比例分别是61%55%,制造业的比例不到10%;而到1981年,草原三省经济结构是:第一部类14.2%,第二部类17.6%,第三部类64.1%[15](p. 18) 

四、结论

通过对加拿大工业化的上述研究,我们认为,首先,加拿大工业化的道路是一条成功的道路。虽然与美国相比,加拿大国内市场狭小,缺乏科技创新的动力,但加拿大通过巧妙地借鉴美国的经验和技术,并利用有利的国际形势,成功实现了从农业殖民地向发达的工业国家的演变。

其次,加拿大中部的工业化同北美中西部的崛起紧密联系在一起,是整个北美崛起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加拿大大宗产品经济的性质决定了它对海外资金、技术和市场的依赖,而这种依赖关系逐渐发展成为加拿大对美国的依赖。不仅加拿大经济发展的速度,而且它的发展特征也都反映了它与其他地区关系中的依附角色。”[7](p. 3)加拿大学者钱伯斯通过研究18731896年加拿大的经济周期发现:在其所选择的12个点中,有8个与美国的日期基本吻合。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加拿大经济作为一种边缘,更与美国而不是与西欧相贴近。”[1](p. 181)正是由于与美国经济关系中的这种依附角色令著名经济学家麦肯尼思哀叹:“加拿大人最多是优秀的模仿者而不是辛勤的创新者。”[3](p. 86) 

再次,作为后发展国家工业化的一个典型,加拿大联邦和省政府在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毫无疑问,以麦克唐纳的国家政策为代表的联邦政府对于经济现代化的各项激励措施从总体上讲是成功的。但是,具有地区倾向性的保护性关税政策进一步加固了中部本已存在的制造业的优先地位。1870年,安大略占加拿大制造业产值的52%,魁北克占35%;到1926年,沿海占4.3%,安大略51.9%,魁北克29.5%,草原三省7%,不列颠哥伦比亚7.3%。[16](pp. 464-465)与此同时,其他地区则为中部受保护的工业化付出代价,加剧了全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西部农场主由于高额的关税保护,不能与美国发展自由贸易,却花大价钱购买东部制造的劣等工业品。据估计,从关税保护中受益是安大略和魁北克两省,每人每年15.15加元和11.03加元,而最后的边疆萨斯喀彻温平均每人每年则要为此损失28加元。[9](p. 380)因为关税,加拿大的农场主要比美国同一地区的美国农场主多出10%以上的价格购买农具。  

其四,加拿大这种对外依赖性很强的大宗产品经济模式还带来了外资对国内制造业控制比例偏高的问题。早在国家政策实行之初,安大略的保守党总理约翰·莱克特(John Rykert就认识到了这一问题:“保护将会导致大量工业资本的涌入,而在自由贸易情况下是不会出现的。”然而加拿大政府却对于外资的涌入并没有特别介意。1910年的《财政邮报》认为:“我们在渥太华的部长们并没有企图采取任何行动,以阻止美国制作商在这个国家建立分厂……我们对美国制造业品的适度关税似乎是给我们带来这些企业的诱因。”[17](p. 8) 1926年,美国资本占加拿大制造业的比重是30%,采矿业是32%;而到1962年,上述比例分别变成了45%和51%。[17](p. 14) 戴尔斯指出:保护关税“是我们对于我们受到保护的制造业而付出的代价——通常也是我们贿赂外国公司在加拿大建立制造业的代价。”[18](p.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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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历史教学》200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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