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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花点燃后:赵庆庆教授2009年SACS成果
2015-10-27 17:18  

火花点燃后:《金山》创作历程和海内外文学当代观

――专访加拿大著名华文作家张翎[1]

赵庆庆

访谈摘要:

张翎是屡获海内外文学大奖的加拿大华文女作家,其最新长篇小说《金山》被《人民文学》评为“建国60周年特选作品”,引起了华文文学界的普遍关注。本访谈首先探讨了张翎的《金山》与其他众多“金山”题材作品之间的差异,回顾了该书创作的情感和理念动机,展示了张翎成书过程中巨大的史学努力和缜密流畅的文学构思。其次,访谈揭示了张翎通过博览群书超越文学自我的体会,以及她对“双国记”叙事模式的器重原因。最后,访谈表现了张翎具有丰富的英语原著阅读经验,在此基础上,她对国际性离散文学、高行健与诺贝尔文学奖,以及大陆文坛提出了发人深思的一家之言。

关键词:张翎、《金山》、“双国记”叙事模式、国际性离散文学、诺贝尔奖

TitleAfter the Spark Is Stricken: The Creation Story of The Gold Mountain and A Contemporary View on the World Literature

Interview with Zhang Ling, a Renowned Chinese Canadian Writer

Abstract: A winner of major literary awards home and abroad, Zhang Ling is a Canadian woman writer engaged in creative writing in Chinese. Her latest novel entitled The Gold Mountain is acclaimed as The Works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y People’s Literatur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literary journals in China , which arouses the wide attention in the academia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 The interview explor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Zhang’s The Gold Mountain and many other works with the same subject matter. It recalls the emotional and intellectual motive for the creation of this book, presenting her deep historical research and her meticulous, coherent literary composition. In addition, the interview reveals Zhang’s experience in literarily transcending herself through omnivorous reading and her explanation on why she favors the narrative mode of “a tale of two countries” in her own writing. At last, the interview describes that based on her rich reading of English originals, Zhang voices some thought-provoking opinions on the world diaspora literature, Gao Xingjian and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as well as literature in mainland China .

Key Words: Zhang Ling, The Gold Mountain, a narrative mode of “a tale of two countries”, world diaspora literatur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作家简介:

张翎,加拿大华文作家,曾获第七届、第八届十月文学奖,第二届世界华文文学优秀散文奖(2003),首届加拿大袁惠松文学奖(2005),第四届人民文学奖(2006),《中篇小说选刊》双年度优秀小说奖(2008)

长篇小说有《望月》(1998)、《交错的彼岸》(2001)、《邮购新娘》(2004)和《金山》(2009),其中《金山》详述了从19世纪中叶到本世纪的加拿大华人150年奋斗史,由《人民文学》分上下两期刊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特选作品”,并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推出单行本。2009年夏,六卷本张翎小说精选集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中篇小说有以《向北方》、《雁过藻溪》、《余震》等为代表的十几部,其中《余震》(2007)被冯小刚拍成电影。

浙江温州人。198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1986年赴加拿大留学,分别在加拿大的卡尔加利大学(University of Calgary)及美国的辛辛那提大学(University of Cincinnati)获得英国文学硕士和听力康复学硕士,现定居于加拿大多伦多。

采访者简介:

   赵庆庆,南京大学外语部副教授,南京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成员,江苏省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理事。亦为加拿大华裔作家协会和加中笔会会员兼联络代表,加拿大华人文学学会常务委员,加拿大大华笔会理事,《环球华报》“枫雪篇”撰稿人。曾获南京大学英美文学硕士和加拿大阿尔伯达大学(University of Alberta比较文学硕士双学位,以及阿尔伯达大学优秀研究生奖、南京大学教学奖、加拿大驻华大使馆颁发的“加拿大研究专项奖”等教学、研究奖项。

  发表《叶嘉莹先生旧诗<南溟>之感发释微》、《弱德之美――叶嘉莹先生词学新论和词作评析》、《海外华文文学和非华文文学的比较整合新论》、《北美华裔女性文学:镜像设置和视觉批判》、《语言·隐秘·重构――加拿大华裔作家崔维新的<纸影>评析》、《加拿大的“恶之花”――记获总督奖提名的最年轻作家刘绮芬》、《郁郁哉,温哥华的华裔文学》、《困惑和愤怒――评加拿大总督奖诗人Fred Wah、《永恒的主题,变迁的主流――首部加华英语诗集<云吞>评析》等多篇论文,以及与加华作家的访谈。参加过三次大型词典编纂,散文、随笔被收入海内外数种文集,出版译书《霍桑传》、散文集《讲台上的星空》等。

访谈时间:2009.6.8.

访谈地点:加拿大多伦多张翎家中

一.           我是全景式的……从淘金时代写到现在,几乎把150年间加拿大和中国近代历史跟华侨有关的事件全写到了。

赵:海外华人文学,按语种分,可以分为华文文学和非华文文学。国内研究华文文学的多在中文系,研究非华文文学的,比如华人用英语、法语写的作品,多半在外语系。两个研究队伍沟通比较少,而我希望能加强两者之间的交流,能跨越语种界限,在两个研究对象之间搭起桥梁。因为不管海外作家是什么身份:老华侨、土生华裔、留学生、新移民……也不管他们在写作时运用什么语言,我认为可以统称他们为“华人”或“华裔”。那么,将他们类似或同一题材的作品放在一起作比较研究,会比单看这类题材的华文作品或英、法语作品,视野要开阔些,反映的问题也要多些,另外,也可以更真实地观察海外华人的生存奋斗、精神世界、身份问题、文化归属、历史变化等等。

因此,我在读你的《金山》时,就特别有感触。因为,在你之前,就有好些位加华作家写过这个主题,英文的有SKY Lee(李群英)的小说《残月楼》(Disappearing Moon Cafe)Wayson Choy(崔维新)的小说《玉牡丹》(The Jade Peony)和自传《纸影》(Paper Shadow)Denise Chong(丹尼丝·钟)的纪实作品《侍妾的女儿》(The Concubine’s Children),还有Marty Chan(陈泽桓)和Christopher Gam(甘卓麟)的戏剧、Jim Wong-Chu(朱蔼信)、Paul Yee(余兆昌)、赵廉等写的诗歌,中文的有2008年葛逸凡才出的长篇小说《金山华工沧桑录》,还有大量的短篇作品。[2]这么多作家都对“金山”主题作了历史性和文学性的探索,那你认为你的《金山》和他们相比,有什么不同?  

张:我是全景式的。他们是从某一点切入,写得很深,我不知道我写得是否很深,但至少是全景式的。从淘金时代写到现在,几乎把150年间加拿大和中国近代历史跟华侨有关的事件全写到了。像葛逸凡的作品,我也看过的,她是特别深入地写了修铁路的那一段。每一个人的特色都是不一样的。

我的覆盖面比较大,几乎把当时的每个事件都写到了,淘金、修铁路、人头税、排华法案、一战、二战,一直到中加建交,但我在某一点上就没他们写得那么深入仔细,因为我的关注时段比较长。再一个,我不是华工的后代,我尽量脱离情绪化的东西。我在做案头调查时,就发觉种族歧视在今天的多元文化环境里面是个用得比较滥的词。因为有时找不出一种说法对某种社会现象进行解释时,大家就很容易地说racial discrimination(种族歧视)[3],它就像一顶很大的帽子,盖住了底下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就像医学临床上对病症找不出原因,找不到更好的解释时,就说这人患了忧郁症,快刀斩乱麻。对写华工历史也是这样,在对一些现象没有找到很好的解释之前,似乎种族歧视是一个politically correct statement(政治上正确的表达)[4]。我自己就想尽可能要把这顶大帽子掀开,看看下面究竟有什么。

我发现,华人和白人在文化、生活习俗、宗教信仰上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族裔,被两样历史事件――淘金和修铁路――非常慌乱地扔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本来这两个族群的人有可能永远不会交汇的,他们在各自的土地上过着各自的日子,但由于淘金和修铁路――仿佛上帝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就把这两群人匆匆忙忙地扔在一块土地上。经过了100多年,这两个族群的人才慢慢学会和平共处。从前景来看,我远没有今天号称multiculturalism(多元文化主义)在加拿大怎么成功的那些人那么乐观,他们只是学会了和平共处,到真正的融合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回过头来讲100多年前的历史,我们开始问更多的问题。种族歧视肯定是其中的一部分,但仅仅这样回答,还不够深,把纷乱复杂的社会现象简单化了,抽象化了。无论我写白人,还是中国人,我强调的是“人”,在利益驱使下会做出一些很过激的行为。和平共处是全新的东西,他们不知道怎么做。这是个白人和中国人都要经历的学习过程,这个过程花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现在他们知道如何和平共处了,是个很大的进步,至于更深的融汇,尚有待观察.

赵:那是什么诱因促使你写《金山》的呢?我听过你在2008年第15届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上的发言,也读过你的创作自述,讲你20067月,在北京机场候机,飞多伦多的班机一次次因大雨延误,你到书店翻看《唐山大地震亲历记》,你感觉到了痛。你想到了孩子和他们没有流出的眼泪,还有书中没有提到的未来。于是,有了在地震中为救弟弟而被母亲遗弃的女孩王小灯,有了她日后移民到加拿大,去看不会流泪的怪病,有了你的《余震》。[5]我印象中,你想写什么东西,是纯感性的,是某件具体的东西触动了你,你才会有冲动去写。  

张:对!基本是两件事。86年我到加拿大,在卡尔加利(Calgary),8月底9月初,朋友带我们去看秋叶,车胎爆了,我们就停在一个至今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郊外,我们等修汽车的人来。这过程中间,我就乱走了,看见一个乱葬岗,有一些中国人的名字和照片,但他们都死得非常早,一二十岁就死了,肯定不是自然的死法。是怎么死的?我记忆中似乎想起华工修铁路的历史,当时我想我要写一本关于他们的书,但这个概念只是一闪而过。尽管我很小年纪就有写作的感动,但我出国时,目标非常明确:我一定要先立住脚,至少在我有一个不再为生活担忧的生活状态时,我才会写。一时的感动很快过去,我都没动笔。一直到2003年,我去看碉楼,这个故事你可能听说过……

赵:你去开平看碉楼,在一个几十年没有人住,也从未对外开放的旧碉楼里,你看到柜子里挂着一百多年前的衣服,是一件粉红的夹袄,褪了色,绣着大朵大朵的牡丹,也许是芍药。衣兜里还有脱了丝的玻璃丝袜。你想到了这些衣服的女主人,她们被金山伯留在了故乡,有的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甚至老死也见不到丈夫。

张:大洋这边的故事给我感动,以前的那个闪念有了回应,我就想,这些留下来的女人怎么样?这几年中间,加拿大报纸不停地有关于人头税的报道。但这类控诉性的东西,从来没有激起我作为小说家的激动。我不是会被概念性的东西激动的人,你给我命题作文,我一点不会感动。给我一个细节,给我一个spark(火花),这个spark点燃起来的时候,我回过头会找很多东西。我在做案头研究时,发现华工大部分不识字,华工对于修铁路的回忆,他们自己写的,几乎没有。很奇怪,修路华工几乎没有留下一部比较系统化的书面记忆,甚至连零散的都没有。真正记载他们零零星星生活片段的,反而是洋人。我看的案头资料基本上是英文的。这就增加了dimension(维度)。给我的一个感受就是地球是圆的,你把不同的角度看的东西放在一起的时候,这个事件就有了它的立体性,这给我一个写《金山》的视角,不是简单地写控诉性的东西,不是写种族歧视――这会是其中一部分。我不想写淘金的历史,也不想写修铁路的历史,我始终一直想写人的命运和故事。如果说《金山》和过去有什么不同的话,是它发生在一个很大的历史框架里面,而我的初衷还是写人的命运。方得法这个家族五代人是怎样在这个坚硬如铁的土地上像蚯蚓一样钻出一条生路。在这个过程中,淘金啊,铁路啊,后来发生的种种事件只能是背景。在解读这本书时,有时会有一个误区,把背景弄到前景来,会说这是写金山的,这是写铁路的,我个人更愿意说这是写方得法家庭的。我更愿意把背景模糊一点,关注点是放在人身上。

二.           我对《金山》最深刻的体会是:非常累,真的是我爬了一座“金山”,累得我真的不想在细节上妥协。

赵:从86年一闪而过的念头到03年碉楼的火花,这是你潜伏的感性积累过程,而从小说本身,可以看出你做了大量理性的精心的资料研究。那从《金山》具体写作而言,你是怎么开始写的呢?

张:我从读书开始,读了大量的书,实地也去了几次,开平去了两次,温哥华、维多利亚这些地方我都去过数次,还有各个级别的档案馆。但是我的总体的研究是书面材料为重。不同的作家得到灵感的渠道不一样,对我这一类的作家,我觉得读书给我的感动和信息量更多些。读完这么多书后,我对故事的框架、即骨头,有了很好的概念。我当时有一个错觉,这个框架完成后,写作应该是顺理成章、行云流水的,我过去写每一本都是这样的,很顺的。可《金山》不一样,我发觉大的框架立起来后,我面临着两个困难:历史重塑的困难和细节重塑的困难。我对历史重塑的困难有了充分的准备,因为我做了很多案头,但我发觉实际上细节重塑的困难是非常之大的,不亚于历史重建的过程。我发觉就像在磕磕绊绊的路上走路,每一个细节都像一个石头阻拦着我。

赵:那你怎么克服的呢?重现历史的作品往往在大的事件上不会出错,而在细节、小处容易失真。

张:就是老老实实用时间做代价!比如在《金山》上部,那个大儿子逃到印第安部落里,偷了神父的照相机,我必须非常详细地知道那个相机的型号和特点。当然我也可以不负责任地一笔带过,因为我做了三个晚上的研究,可能写出来就两句话。然后,描写粤剧演员在唐人街演戏,对粤剧的历史我就作非常深入的研究,有时一个星期的研究就写几页纸,有时只有一行字,有时研究完了你发觉你不想用。就这样,非常沮丧。没有任何捷径,你不能说你脑瓜子好使,你聪明,一点没有用,在这些事上面,真的要有科学家的精神和耐力。

别人常常对我有各种各样的评价,我都觉得不在点子上,说这人挺有才气怎么怎么。才气也许有一点,但绝对没有过人。但有一点我自豪的,是我有patience(耐心)。也就是说,在创作上我可以非常安静地做我的事情,在我进入创作那一刻时,世界已经不存在了。有人说,这么写可能会畅销些,那么写可能会给你编电视剧。诸如此类的东西,没有任何东西能打动我或让我分心。我是很入世的人,但我一旦进入创作状态,畅销书的诱惑,任何一种诱惑都不存在。坚持这么些年,经济上的回报几乎是非常少的。就今年开始了,因为冯小刚在把我的《余震》拍成电影。也可以说,今年是我相对好的一年。此前,无论是名是利,都非常微乎其微。纯粹是一种passion(激情),如果没有这种激情,我觉得很难坚持下去。也是幸亏生活在加拿大这个环境,生活在中国可能坚持不下去的哟。

我对《金山》最深刻的体会是:非常累,真的是我爬了一座“金山”,但是我真的不想在细节上妥协。尽管有些细节,我完全可以做一些妥协的。到目前为止,我不能说我百分之百都精确,但我至少过了我自己这一关。我的标杆设得高。如果我不确定,我不太敢用:比如说洋皂大概什么时候进入广东,金山云的唱片什么时候由什么唱片公司出产,这个唱片公司叫什么名字……这一类的细节花费了我非常大的精力。有一阵子,写到三分之二的时候,是最黑暗的时候,简直写不下去了。(大笑)

赵:这本书从广东开平县得贤居最早的一代方得法写到第五代的Amy Smith,构成了历史和文学人物的长卷,这些人物有原型吗?还是纯粹是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产物?我读过莫言对你的评价,你自己对自己的评价,你说“写小说绝对要有丰富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让我感觉到你似乎不需要和真的实际人物进行接触,就可以在自己思维和想象的空间完成一个非常优秀的艺术作品。

张:我想,大部分的细节是完全真实的,但是不是从一个人身上取来的。比如说方得法。我原来写方得法,就想写一个苦力,文盲,stereotype(刻板形象)的那一种。我是在收集照片时……说到照片,我从各种各样渠道,收集到几百张非常好的华工历史的照片,我在暨南大学等处讲课时,都展示过这些照片,学生觉得是启开了另一个世界!照片是非常有力的,有机会秀给你看。我在收集照片过程中,突然发现一张华工抵达维多利亚市(Victoria)时拍的照片,可能是洋人拍的。在众多的华工中,我突然发现一个戴眼镜的,电闪雷鸣一样,我就觉得方得法就那么写了。我决定赋予他追求知识的动力,他的命运在那一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变成一个识些字的人。有几处,我想打破stereotype(刻板形象)。很多人对我说,华工的生活是一代比一代好,我说,未必。当然,你是可以说,Amy Smith是比方得法一代强,但你觉得她过得幸福吗?不见得!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有每一个时代的困惑和疑惑,未必见得人类历史是线性发展的。Amy Smith在社会地位上、经济生活上,要比她的祖先好得多,但她面临的孤独……这些人物都是典型的misfit(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人),他不能适应环境,这种其实一点都没变。五代人过去了,人与社会间的矛盾一点都没变。不仅从华工历史来说,从更早的历史来说,工业革命、科技革命、各种各样的革命,使得我们生存的环境好了,是不是人类面临的问题就少一些了呢?是不是就比过去的祖先一定幸福了呢?我尽量想写真实的东西,不让惯性的力量支配我,我要写我心里认为最真实的一面,我看见的主观真实。

赵:你曾把自己写小说比作水龙头打开了,故事自然流出成形,几乎不改。可《金山》长达40万字,你也不改吗?

张:我改,《金山》算是我改动最大的。但相对来说,我的第一稿基本已经定了调子,后面的稿子只是在时间人物的统一做一些整理,因为了两三年,会出一些时间、地点、人物和细节的不统一,我第二稿、第三稿基本上是把这些东西缕一遍。尤其是年代,因为这里面年代太多了,又写中国,又写加拿大。这个统一花了些时间。在题材上,几乎第一稿出来就相对成熟。有的人小说是改出来的,我的不是,我要就有,没有就拉倒了。如果没有,我就知道这书写得不好,懒得改它。

赵:基本上一气呵成?

张:对。

赵:这么一部大块头的作品,这么多人物和时间,还有精神上的探索,怎么可能一气呵成呢?你是不是先要立一个family tree(家谱),上面每一个人都有些故事,像做一个比较丰满的提纲?然后就照这个框架写。

张:家谱先出来了,每一个章节都有一个框架。但经常会有意外,跳出框架,而且我发觉,跳出来的部分是最好的部分,你跟着人物走,你的内心感动那么强大的时候,那个旁枝逸笔往往是最好的。比方说,我写到大哥锦山带着弟弟锦河的骨灰盒去看戏,我自己挺感动的。那一段是突然来的,计划中根本没有这一段,非常有力的。与其说一万遍华人在参战回来后,地位得到很大改变,不如用一个细节。现在我回想起来,有几个地方有力度的。一个是这个,一个是土改时墨斗把他们都杀了的那一段。

赵:是,我也想起来。小说读了之后有一个总体印象,也会有一些精彩之笔跳出来。你的小说经常会出现牧师形象,这是你自己宗教情结的体现呢?还是人物塑造的需要?

张:都有。我对教会生活很熟悉,我看别人写基督教的东西,有很大的硬伤,因为他们对基督教不了解,包括范稳的那本书《水乳大地》,整体写得非常好的,写云南那一带,佛教、天主教势力的搏斗,但对基督教的描绘,我就觉得硬伤蛮多的,因为他对基督教教义不完全了解。我写牧师,一个是因为我十几年的教会生活是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另一个是我觉得,牧师是很特殊的人,是被信仰和现实推到极限位置的人。一般人面临的诱惑,没有那么极致。牧师,一边是上帝,一边是世界,他正好夹在中间,用他来描写人性的困惑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我对研究这样的例子比较有兴趣,比如《羊》里面的牧师,非常实在。听说在一个灵性文学的会上,有人提出张翎的小说应该属于灵性文学,就有人大声驳斥。从刻板的基督教会的形象来说,我写的牧师都是最后没有完全战胜世界诱惑的那种。但完全属世的那帮人说,我写的是属灵的。我是两边不讨好,各自都要打我一巴掌。(咯咯大笑)以前澳大利亚有本畅销小说《荆棘鸟》(Thornbird),我觉得这类故事反映的牧师非常深刻。那个男主人公爱上女孩后,说I cannot say that I love God more than this world.(我不能说我爱上帝甚过爱这个世界)。这句说得很真实。

赵:我原以为牧师、教会的那些都是完全出于你自己的想象。

张:你说想象也对,因为我从未亲眼看见一个基督徒受到诱惑的样子,我从普遍的经验推断个体的经验。

三.我很可以接受,包括高行健在内,得诺贝尔奖。他们的的确确是勇敢的探索者……海外华文作家属于此类。

赵:你博览群书,有没有对你特别有影响的作家或作品?

张:我读得比较杂,比较多。我不像阅读的人有几个最爱的作家,要说他们对我的影响,可能也是潜移默化的,我很难把它归类到一个或一小群作家。这些阅读对我产生的影响就是:我不太信任一个没有经过时间地点考验的故事。比方说,很多人会说“我手写我心”,应该多写新移民在这个社会的境遇啊,感想啊,写离自己很近的事。而我却不。我这样讲,绝对没有贬低别人的意思,这仅仅是我自己的审美偏爱。我自己的爱好呢――可能跟我众多的阅读有关系――我就觉得要站得远一点。离我自己太近的东西,我觉得缺少理性的审美距离,我有怀疑,我不敢肯定,我就写不好。我的作品中不太有自恋的东西,我不太写自己。人们都说,哪个是你自己啊?哪一个都不是。

赵:北美一些移民作家的作品,总有自己的身影飘忽其间,而在你的作品中,很少看到你本人的感受、感情或思绪,你把自己藏得严严实实。

张:我只是让人物说话。阅读给我带来的影响,可能就在理性的审美距离上,太近的事情,我对它持有疑虑,就不会去写它。我即使写当代,也要从历史的几代人的演变去写它。有一次,我见到严歌苓,严歌苓说一个记者采访她,说她什么题材都写得那么好。她说有一个题材她从来不碰,都市白领。我太赞同她了。我们两人有一点挺像的:我们写不了现代的生活。你叫我写都市情欲啊,办公室的故事啊,新移民生活啊,文化冲突啊……这个题材我马上就不知所措,不知道怎么写。我没有这个能力。

赵:这类作品已经相当多了,文学价值不一定很高,不过是读物[6]而已。你要写,除非比他们更好。

张:我就写不出来,说句老实话,就不能开笔。对于活着的人,评论家评某部作品是可以的,评人就要盖棺定论。在这点上,我和评论家几乎是一样的。如果没有审美方面的时空距离,我没法写。因此,我极少写散文,大概不超过十篇。散文就是我怎么看世界。我就不想把我自己放进去,任何地方你让我写我怎么样想,我怎么样,就觉得不太自然。我就写他怎么想,她怎么想,不是我怎么想,我alibi(不在现场)。

赵:你对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有什么看法没有?国内曾经有个说法,叫一流人才搞古典文学,二流人才搞现当代文学,三流人才搞海外华文文学。

张:(大笑)这个,我听说过。其实,我觉得世界在变,那群海外作家,不一定限于中文的。历代诺贝尔奖获得者勒·克莱奇奥(Jean-Marie Gustave Le Clezio),莱辛(Doris Lessing),还有写《安吉拉的骨灰》(Angela’s Ashes)的麦考特(Frank McCourt),写《追风筝者》(Kite Runner)和《灿烂千阳》(A Thousand Splendid Suns)的胡赛尼(Khaled Hosseini)等,都应该是研究对象。听说胡赛尼的书盖过了《哈里波特》(Harry Porter),进入销售首位,而Harry Porter挪到了第九位,我太高兴了,因为那是严肃文学的胜利。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经验:都不是在出生国写作,都是在有了各个国家漂流的经历后,然后安定在某国,回过头来写他们记忆中的母国。诺贝尔奖得主,包括高行健在内,很多人对他们有一些意见,那是从文学的角度来判断,认为这些人不一定是最好的作家。但是如果你换一个角度来说,我个人认为――我始终还很坚持我个人的看法――诺贝尔文学奖是encourage you to move away from your comfort zone(鼓励你走出你感觉舒适的环境)。什么叫comfort zone?就是你呆得最久的地方,你最熟悉的语言,你最熟悉的环境,你最得心应手的文体。叫你到一个地方如履薄冰地开始你的创作,是在鼓励人类的探索行为。如果你这么看,你不必要把获奖书当成世界上最好的文学作品,但你可以把作家当作最勇敢的人之一。这样,我很可以接受,包括高行健在内,得这个奖。他们的的确确是勇敢的探索者。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海外华文作家属于此类。离开母国后,母国从前对他们的束缚因素没有了,他的视野是全新的,我觉得是充满希望。但我觉得需要时间,现在肯定是时间不到,这个群体还没有成熟、强大到这个地步。

赵:是啊,我也期待着。上个世纪60年代,白先勇、聂华苓、於梨华都已成为经典的海外华文作家,新一代也上来了,像严歌苓,你啊。现在,国内不少大学都开了华文文学课,设了硕士点 博士点,如果没有好作品来延续的话,这些课也就失去了生命力。

张:诺贝尔文学奖评奖标准有一个一致的地方,就是它鼓励那些特立独行的作家,它的视野很广,在探索人的心灵上走得很深。

赵:对,有些获奖的不一定是众望所归的作家,比如赛珍珠(Pearl S. Buck),但是有探索性有潜力的作家。

三.           我生活在这两片土地上,如果我单纯地写一片,我就觉得我的视野就被削去了一半,就像失去了我的一只眼睛。

赵:一个很老的问题:你写的书中,你最满意的是哪本?

张:《金山》!绝对是《金山》。在这之前不会有,在这之后也不会有。我很现实,基本上有自知之明,好在那里,弱在那里,我基本上都知道。我这辈子,绝对只有《金山》是最好的。写之前,我不知道这个。写到五分之一时,我把开头部分给别人看时,很奇怪,得到的回馈都非常负面。但是,我也是个很执拗的人,无论别人怎么说,开头也没有太大的修改。

赵:负面可能是因为没有通观全书,不知道全书的结构。就像观赏莫奈的印象派画,要离远了看画的全部,才能看出妙处。如果走近它,只看到它模模糊糊的一点或局部,就会觉得很不漂亮。

张:嗯,嗯。再一个,就是每次很长时间的休息过后,出来都是比较高的状态。《邮购新娘》写完,我基本对那类题材不感兴趣了,江南,和风细雨,很温婉的那一类东西,就开始厌倦了,对写作本身也厌倦了。休息了一年多,后来出来的四个中篇,像《雁过藻溪》、《向北方》、《余震》、《空巢》就是新的面孔。这四个中篇跟以前的相比,感觉上有一些突破。那之后,又休息了一段时间,在进入《金山》创作时,我就觉得是另外一种爆发。这个状态是我希望看到的。《金山》之后,我也要休息一段时间,我绝对不敢说将来的作品可以突破《金山》,也许有,那会是惊喜。

赵:我期待着这个惊喜,期待着你的神来之笔。我看过国内的一些评论,包括我自己的感受,就你的作品有一个特点,就是在中国和加拿大之间往来穿梭,在两国、在中国和北美两种文化之间编织出非常有情节有悬念的故事。你很少单写中国,或单写加拿大。比如《交错的彼岸》、《邮购新娘》、《金山》这些长篇,还有你的中篇,都是a tale of two countries(双国记)[7]。你以后再创作,会不会突破这个模式?

张:我不能逃离我自己的视野,我生活在这两片土地上,在两个空间游移。如果我单纯地写一片,我就觉得我的视野就被削去了一半,就像失去了我的一只眼睛。我应该不会逃出我自己。我总是看哪个题材真正地感动了我。我下面要写的这个故事就很有意思:清末一个14岁的中国女孩子来到加拿大,一个陌生的环境,她妈说你来这儿,要嫁人。她说,不,我要读书。她妈说,你要嫁人。她还是说,我要读书。她这么强烈地要求读书,那么在学校里遇到的所有不愉快,她都要全权负责。然后,就写她怎样和比她小很多的一群白人孩子一起读书……下面怎么写我还没有想好,写这类题材有很多spark(火花)。

中国人写洋人,不是我的兴趣所在。在将来,好像不太会把洋人当作主角来写。不写自己族裔故事的作家,不会太多。即使用英语写作的人,写不是自己族裔的故事,像《艺伎回忆录》(Memoir of a Geisha),那作者肯定在日本生活过。很深入地把其他族裔作为主角来写,还面临着一个问题:谁来看?洋人看你的这个,会觉得很奇怪,你对他们的描写,相对于他们自己对自己的观察描写,会很模糊。中国读者也不会感兴趣,你就会陷入加拿大文学和中国文学的那个裂缝里面,那个深渊里面,可能没有任何人打捞你。

赵:你的作品可以归进加拿大文学。加拿大是一个多语种国家,除了英、法语这两种主要语言,还有像汉语、德语、乌克兰语等各种各样的语种,从理论上讲,你是加拿大公民,不管用什么语言创作,都应该是加拿大文学的一部分。另外,你用汉语创作,你出生中国,在中国生活过几十年,你的作品也可以归入中国文学。一个在两国都有创作的作家,被归到两个国家文学的例子,太多了。比如,现代派大诗人艾略特(T.S. Eliot)生在英国,后到美国入了美国籍,又回到英国,葬在英国,英国文学和美国文学都有他的名字。还有纳博科夫(Vlaldimir Nabokov),他从前苏联移民到美国,略萨(Mario Vargas Llosa)有秘鲁和西班牙双重国籍,获2008年法国龚古尔奖的拉西姆(Atiq Rahim)从阿富汗逃难到法国,加拿大作家林婷婷创作开始于她的出生国菲律宾……把他们限定在一个国别的文学里,是不太妥当的。因此,理论上,你的作品既属于加拿大文学,也属于中国文学。

张:从实际的眼光看,应该归在中国文学,因为加拿大主流文坛目前没有任何兴趣来囊括非主流语种的文学作品。

赵:除非将它翻译成英语或法语。这就回到我一开始的话题,你的作品大抵只有中文系的师生或关注华文文学的人在看,外文系的师生一般会把你的跳过去,因为他们较少看海外华人用汉语写的东西。

张:很多人建议我用英文写作。可我也很固执,一辈子你只有这么多的时间,你只能做一件你最喜欢做的事,或者最擅长做的事。用英文我也可以讲story(故事),而且也会讲得很smooth(头头是道),因为我的英文还是可以的。可那种微妙的感觉,就没有了。只能达意,不能传神。

赵:你比较欣赏那些海外华文作家?

张:严歌苓。陈河[8]的东西,很不错,他有关注较大事物的视野,这比较符合我的审美趣味。其实,李彦[9]的《红浮萍》也是不错的,有历史视野,比较符合我的审美趣味。

赵: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你读吗?

张:读得不多,都是经过筛选的,像王安忆。范稳的东西我读得很多,他应当引起更大的关注,他的《大地三部曲》是很不错的。我一直想看《狼烟北平》,一直没能静下心来看。还有邓一光、叶广芩的多部小说,都是应该得茅盾文学奖的。

赵:啊,太阳出来了。

张:我们出去走走,看看安大略湖。

谢谢阅读,敬请指正!        



[1]本访谈为2009年“加拿大研究专项奖”(Special Award for Canadian Studies)项目,得到加拿大外交和国际贸易部的资助,特表谢忱。 

[2]上述作家中,SKY Lee, Wayson Choy, Denise Chong, Marty Chan, Christopher GamPaul Yee为用英语写作的加拿大土生华裔,Jim Wong-Chu、赵廉和葛逸凡为移民,Jim Wong-Chu用英文创作,赵廉中、英并用,葛逸凡则多用中文写作。

[3]访谈中夹杂的英文为实录,括号里为其中文翻译。余同。

[4]政治上正确的(politically correct)是指在言行上避免排斥、忽视或侮辱处于不利地位者,如少数族裔、残疾人、同性恋者、女性、老人等。

[5]张翎,《浴火,却不是凤凰――<余震>创作谈》,《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9年第2期(总第67期),第70页。 

[6]关于“读物”,陈思和在《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5章“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民间文学形态”中有过专论。他认为“读物”指现代社会中所有的流行文字、图书和报刊,包括1.连环画和漫画;2.周刊、小报和报纸娱乐副刊;3. 通俗性消遣性书籍;4.文学性作品,包括故事、随笔、小品以及通俗小说。他还认为大多数文学性读物与纯文学作品存在本质区别,只有极个别的例外,像劳伦斯、昆德拉、纳博科夫、张爱玲的小说,在读物和纯文学领域同时承担价值意义。依笔者之见,读物以通俗性、消遣性和商业性为共征,其中只有少数具有高层次的审美价值和启迪意义。经典可以不是读物,如四书五经和《尤利西斯》,也可以是读物,如《红楼梦》,但读物绝少成为经典。 

[7]此语为笔者化用英国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小说《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所得。 

[8]陈河,曾任温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1994年出国,在阿尔巴尼亚居住5年,经营药品生意。1999年移民加拿大。现为加中笔会会员。作品有长篇小说《致命的远行》,中短篇小说《女孩和三文鱼》、《西尼罗症》、《夜巡》,纪实文学《被绑架者说》,散文《为金先生洗碗》等。 

[9]李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英文采编硕士,加拿大温莎大学历史学硕士。现任滑铁卢大学孔子学院院长。英文长篇小说《红浮萍》获1995年度加拿大全国小说新书提名奖。中文作品包括长篇小说《嫁得西风》,中短篇小说《羊群》、《故园》、《杏家岭》等。其中,《红浮萍》和《嫁得西风》被北美大学选为教学参考书。1996年获加拿大滑铁卢地区“文学艺术杰出女性奖”。2002年获台湾“中国文艺协会”海外文艺奖章。2003-2008年任加拿大中国笔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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