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研究成果>>论著简介>>正文
风起于《红浮萍》:赵庆庆教授2009年SACS成果
2015-10-27 17:16  

风起于《红浮萍》

――访加拿大双语作家、滑铁卢大学孔子学院院长李彦[1]

赵庆庆

 200911

作家简介:

李彦,北京人,曾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英文采编专业硕士学位,为英文《中国日报》和《瞭望》英文版撰写过多篇人物专访。1987年赴加拿大,获加拿大温莎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1997年起在滑铁卢大学任教。现任滑铁卢大学孔子学院院长兼东亚系中文教研室主任,教授中国现代史、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化、汉语等课程。

1985年开始发表中英文作品。著有英文长篇小说《红浮萍》和《雪白合》,《红浮萍》获1995年度加拿大全国小说新书提名奖,其中文版由作家出版社推出。中文作品包括长篇小说《嫁得西风》,中短篇小说《羊群》、《白喜》、《故园》、《姚家岭》、《毛太和她的同学们》、《忘年》、《地久天长》等。其中,《红浮萍》、《嫁得西风》、《羊群》被北美多所大学选为教学参考书。1996年获加拿大滑铁卢地区“文学艺术杰出女性奖”。2002年获台湾“中国文艺协会”海外文艺奖章。2003-2008年任加拿大中国笔会副会长。

采访者简介:

   赵庆庆,南京大学外语部副教授,南京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成员,江苏省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理事。亦为加拿大华裔作家协会和加中笔会会员兼联络代表,加拿大华人文学学会常务委员,加拿大大华笔会理事,《环球华报》枫雪篇撰稿人。曾获南京大学英美文学硕士和加拿大阿尔伯达大学(University of Alberta比较文学硕士双学位,以及阿尔伯达大学优秀研究生奖、南京大学教学奖、加拿大驻华大使馆颁发的加拿大研究专项奖等教学、研究奖项。

  发表《叶嘉莹先生旧诗<南溟>之感发释微》、《弱德之美――叶嘉莹先生词学新论和词作评析》、《海外华文文学和非华文文学的比较整合新论》、《北美华裔女性文学:镜像设置和视觉批判》、《语言·隐秘·重构――加拿大华裔作家崔维新的<纸影>评析》、《加拿大的恶之花”――记获总督奖提名的最年轻作家刘绮芬》、《郁郁哉,温哥华的华裔文学》、《困惑和愤怒――评加拿大总督奖诗人Fred Wah、《永恒的主题,变迁的主流――首部加华英语诗集<云吞>评析》等多篇论文,以及与加华作家的访谈。参加过三次大型词典编纂,散文、随笔被收入海内外数种文集,出版译书《霍桑传》、散文集《讲台上的星空》等。

一.《红浮萍》现象的点点滴滴

赵:首先,祝贺你的长篇小说《红浮萍》Daughters of the Red Land中文版由作家出版社推出,还要祝贺你的第二英文长篇小说Lily in the Snow《雪百合》)即将在多伦多出版。我想先就《红浮萍》提些问题,可以吗?

《红浮萍》的英文书名“Daughters of the Red Land”,翻译成中文,意思其实是“红土地的女儿们”,可你为什么选用“红浮萍”作中文书名呢?这题目当然也大有深义。在中国最近的一百多年历史中,尤其是在1949年后,肃反、反右、大跃进、文革等政治运动接二连三,书中的主人公们,置身其中,深受磨难,常常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的确给人以“身世浮沉雨打萍”之感。另外,书中女儿的名字叫Peace中文为“小平”,根据书中所写,她后来移居加拿大,在富孀家边当女仆边写作。因此,“红浮萍”也暗指女儿“小平”的悲剧身世,以及中国人在西方漂泊的现象和心灵历程。请问,我这样理解,符合你的原意吗?

李:这部小说在构思和起初的创作阶段,最早出现在我脑海中的书名是“红浮萍”,因为它和我想在书中表达的内容和情感比较贴切,正如你所理解的那样。然而当把“红浮萍”三字译成英文时,问题就出来了。中国读者对“浮萍”的寓意都能领会,但外国读者绝大多数甚至连duckweed (浮萍) 是何种植物都搞不清楚,更别提它在文学意义上的引伸了。所以英文书名我就用了Daughters of the Red Land外国读者看了会一目了然。这实际上也反映了华文作家将中文作品译成英文和用英文直接创作的显著差异。后面我还会谈到这个话题。这也是为什么我要坚持自己动手,在《红浮萍》英文原著的基础上,撰写中文版。

赵:你曾经讲过,用英语写《红浮萍》,是为了方便西方读者了解中国历史。此外,我还认为,写这样一本叙述家族和个人经历的书,也是作者内心的感触和冲撞积累到不得不宣泄的结果,不写不足以浇胸中块垒,不写也无法安睡,不写也无法认清自己和历史。比如,在书中,母亲总认为自己大半辈子的不幸都是因为有了这个女儿所造成,而女儿却另有看法,她在加拿大回首过去时,问道:Or should someone else be blamed? If so, who? All of a sudden, I was overwhelmed by the impulse to write something.[2](难道应该责备其他人吗?如果是,责备谁?突然,我被写点什么的冲动压倒了。)为了澄清疑虑,她开始写下自我反省的心声。另外,她还有一个身份困惑,她在写前,自问Who am I? Why am I in this big house, the residence of a rich Canadian woman?[3](我是谁?为什么会出现在加拿大阔妇的豪宅里?)这是海外华人在离开母国后常问的问题,其实也可以上升到哲学意义上人类普遍的“存在之思”。因此,我认为,《红浮萍》是作者寻求人生答案的书,具有中国独特的难以复制的历史语境――也就是说一定要结合中国历史来读这本书。同时就《红浮萍》涉及的一些问题来看,比如“我是谁?”、个人与政治、自由思考与国家意识、东西方文化沟通等,这本小说又具有超越个人、超越国家和种族的内涵。我是以读者之心度作者之腹,能否请你再谈谈你创作《红浮萍》的动机和心态吗?  

李:由于文化、历史、社会、信仰、思维方式等诸多方面存在的差异,特别是东西方长期“冷战”隔绝的结果,普通西方民众对中国的了解肤浅无知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其中还包含很多的误解和扭曲,特别是二十年前。面对这些,我觉得有责任尽自己所能,让广大的西方民众对中国多些了解,公平客观地看待那片曾经养育过我的土地。

在用英语作品给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时,我会特别顾及到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英语的独特表述方式,并且在背景资料上多着笔墨,以使他们能在更深层次上理解故事所要表达的内涵。专门为他们写作与简单地翻译中文原著,其结果差别很大

我认为,目前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远远无法与中华文化自身的内涵和底蕴相媲美。要让中国文化真正走出去,除了要培养高素质的中译外人才外, 还应该鼓励和倡导华裔作者也用外语创作。要想让中国的文学, 艺术能矗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人就不能到了哪儿都只在华人的圈子里自说自话, 中文作品往往与所在国的主流社会和大众毫无关连。同时,也应对某些狭隘、有害的观念予以纠正, 诸如, “华裔作家用外语写作是迎合外国人, 暴露了中国人的阴暗面等等。” 我想, 写什么内容是作者个人的选择, 与用什么语言去写作没有必然关系。国内的出版物全用中文写, 还不是五花八门,写什么的都有。听说有的人甚至质疑华裔作家用英文写作的“动机。涉及“动机其臆断的成分太大, 我觉得不应属于学术的范畴, 否则,每个写东西的人的“写作动机都可研究探讨一番了。

赵:是的,我同意你对中国需要优秀翻译人才的呼吁,文学翻译,尤其是汉译外人才,特别短缺。一首短短的《静夜思》就有许渊冲、翁显良、徐忠杰、Herbert A. GilesWitter BynnerAmy LowellS. ObataW.J.B. FletcherL.Cranmer-ByngArthur Cooper等多个英语版本,中国的翻译家翻,外国的汉学家像Giles也翻,诗人Witter BynnerAmy Lowell也牛刀小试。但这么多译本和李白原诗比,可能大家还是会说原诗最有韵味。可见文学翻译之难。鲁迅也说过“翻译绝不比随便的创作容易。”所以,华裔作家能直接用外语创作,创作出真性情的作品,和所在国、和世界直接对话,那无疑是对文学的贡献,也会促进人与人、文化与文化、以及中国和世界的交流。那么这下就轮到不懂外语的中国读者,翘首以望华裔作家都用外语写了什么了。你能自写自译,多少难得![4]至于写作动机,各种各样,因人而异。对于作家而言,只要“修辞立其诚”,在自己真实感情和思想的驱使下去创作,就应该得到肯定,得到喝彩。

赵:你如何看待国内80年代初的“伤痕文学”?可否认为《红浮萍》和国外类似题材的作品是“伤痕文学”在中国境外的延伸和演变?

李:我对“伤痕文学”没有专门研究,我想它恐怕也属于中国社会和历史某个阶段在文学领域的产物吧。《红浮萍》的创作,是一种有感而发的冲动。在中国三十几年的生活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有哀伤的,也有美丽的。我在书中描述过某些普通人近一个世纪来的生活感受,是希望能在社会,历史和文化传统这些层面上向外国读者介绍中国和中国人。与此同时,书中也展现了普通加拿大人的社会生活。借用著名作家刘震云看过小说中文版手稿后说的几句话,“《红浮萍》好在它宽阔的视野,用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观照这个世界,观照两种不同社会状态下的人群和人性。多一个角度,换一个角度,同样的事物,故事,人物和悲欢离合,会得出不同的看法和结果。”

赵:“伤痕文学”曾经大撼国人心,但很快就不受提倡了。可伤痕在心里,你的感受和中国经历随你来到了加拿大,所以我说是一种海外的“伤痕文学”。你的小说和国内“伤痕文学”所不同的是,你在同一本书中,既写中国,也写加拿大,而后者只写中国。你的书中,中国这一百多年的沧桑巨变,尤其是政治上的,在同时期加拿大的对比下,显得格外怵目惊心。对于主人公小平来说,中国意味着童年破裂的家庭生活、超常的劳动和趋同的要求政治进步,是一种在极端意识形态控制下的个体生存,而加拿大的小平可以不受什么政治运动的左右,有机会写作,并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在温饱不愁的基础上,加拿大的小平是一种自适的、独立思考的个体生命。从生命的自由角度来说,她的幸福系数增加了,她比她外婆、母亲都要幸福。因此,你在海外回忆带有心伤的中国过去,一一道来,又采用比照写法,阅读效果自然强烈,也容易引人思考。你在自觉向外国读者介绍中国历史和文化时,也无意拓宽了“伤痕文学”的表现空间和内涵,产生了你始料未及的阅读效果。在你看来,《红浮萍》受到加拿大主流社会肯定的原因是什么?

李:人类的思想情感的确是相通的,对真善美的认知标准,基本是一致的。《红浮萍》的成功,首先来自于作品对历史真实的把握和对人性力量的挖掘。我在创作时,坚持人物的情感真实,对历史事件的描述力求真实,而不去追求耸人听闻和戏剧化的效果。在对人的精神层面的探索上,倾注了大量的笔墨。

加拿大英文杂志Books in Canada评论中提到:“李彦描述历史有她的独到之处。在她的笔下, 历史不仅仅是背景与陪衬, 历史本身就是故事, 与书中的主人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对每个人物的生活, 命运都产生著直接和深刻的影响。她的笔触恢宏细腻, 情感丰富, 使许多抽象枯燥的东西变得人情味浓郁, 使读者仿佛置身于主人公的生活之中,与他们同悲共喜。她展示给读者的不是简单的黑白分明的人性, 而是真实生活中常常使人徘徊于正确与错误的界限之间, 很难找到答案的复杂的道德观。正是这种承认人性的复杂以及对中国历史的透彻掌握,使得她能够以如此丰富的情感写出这部极为深刻、令人敬佩的历史小说。”[5]

我也曾收到许多读者来信,表达他们对这部作品由衷的喜爱。一位住在多伦多的中年女教师写信说,“读了你的小说,我体会到,不同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下的知识女性,情感上原来十分相似。女主人公的许多微妙复杂的心理活动,我们都能产生强烈的共鸣。”但真正令我受到触动的,是一封温哥华女读者的来信:“读了你的小说,当我再次走入唐人街的中餐馆,仔细端详在那里遇见的华人时,我已经有了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感受。他们不再是头脑简单,表情麻木的群体,每张脸上,都蕴涵着丰富的情感,都有着和我们一样的心灵。”

赵:你有没有让你的洋学生读《红浮萍》?他们有什么读后感?

李:我从不主动建议我的学生去读我的作品,以避免给人“老王卖瓜”的印象。但十几年来,我常常会听到我的学生或者素不相识的陌生人见面时告诉我,曾在图书馆里读到了《红浮萍》,非常感动等等。相对来说,他们的成长环境比中国人简单很多,所以往往会觉得书中所描述的生活十分新鲜,使他们开阔了视野,也大大增强了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浓厚兴趣

当我得知这本书被美加不少学校选为学习中国现代史的辅助教材时,感到很欣慰。我由衷地希望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曾经经历过的历史能有较多的了解,也才能更好地理解今天正在进行的社会变革的特殊性。

赵:你说在用英文创作《红浮萍》时,考虑了西方读者的需要,注意交待中国历史事件的背景。[6]可以举例说明吗?你的中文版是针对中国读者的,是否在内容上做了调整? 

李:大多数西方读者对中国的历史地理知之甚少。书中描写到一系列历史事件和人文地理时,就需要做必要的解释和铺垫。例如,八年抗战、抗美援朝、土地改革、肃反运动、反右运动、大跃进、四清运动、文革、批林批孔、生产责任制,几乎每个历史事件都要进行常识介绍性的背景描述,才能使西方读者顺利地阅读,加深对故事和人物的理解。为了避免背景介绍易使读者产生枯燥感,创作时就要力求用最精练和最鲜活的词句。好在,得益于多年英文新闻写作的专业训练和实践,使我能较好地达到这一目的。 

《红浮萍》在国外出版后,不少中国同胞都十分好奇:这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为什么会在国外受到读者的重视。十几年来,我曾尝试着把部分章节翻译成中文,在国外的中文报纸和网站上发表,也收到了十分肯定的评价。在很多朋友的督促鼓励下,我终于在今年夏天完成了全书的中文版,交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因为对象是国内读者,我曾有所顾虑,书中大家都熟悉的生活,是否会使读者难以产生新鲜感。译写时,我删掉了所有背景介绍性的内容,精简了篇幅,同时考虑到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和读者的阅读和思维习惯,对其做了文学性处理,而非简单地进行文字翻译。

读到来自出版社编辑的最初反馈时,我的担忧立刻就减轻了。“《红浮萍》自然大气,繁简得当,语言有表现力,而故事也相当警醒动人。这是一部最接近我们这一代人生活的小说。这些故事既亲切又悲伤,感谢你把它们表述得这样真实和深刻,让我们再度那么热乎乎地接触那些已经逝去的年代。历史像潮湿的沙土,份量都在,能让人感受到它的力量。《红浮萍》用一个在情理之中的活生生的故事,把那个是非、褒贬乃至同情和批判表达出来。它呈现了一种让人心惊肉跳的信,甚至是不可思议的信。《红浮萍》具备了心灵史作品的潜质,它不是单写遭遇,也不是在舔伤口,它的注意力在人的内心,而背景又有特殊的时代特点。小说的‘呈现’十分精彩,把悖论下的挣扎和少年的恐惧层层强化,形成了强大的冲击力。”

二.华裔作家的种族“标签”

赵:《红浮萍》出版后第二年,也就是1996年,加拿大大报《环球邮报》(Globe and Mail)驻京记者、土生华裔黄明珍(Jan Wong)出版了文革回忆录《神州怨》(Red China Blues)。这本书在北美引起了轰动了吗?你对它有什么评价?

李:黄明珍那本书由北美一流的大出版社全力打造推出,加之她本人是加拿大国家电视台CBC和著名报社的记者,所以这本书极为畅销,影响很大。加拿大文学方面的权威杂志Books in Canada邀请我为黄明珍的书写了一篇评论。我感觉,虽然我们同为华人,同为女性,同用英文描写中国的事情,甚至年龄也十分接近,但因为我们的成长环境截然不同,所以对中国的感受也有很大的差距。

那一年,我们两人曾同获邀请,充任加拿大女记者协会年会上的主讲人。我在发言中提到,我是以“insider(局内人)的身份来讲述中国的故事的,而黄明珍的描述,处处体现了一位“outsider”(局外人)的观察和感受。一个insider的注意力是内倾式的,她来自于那里, 生活和成长于那里, 便自然会更多着眼于从普通人的生活中挖掘人性中更具深度的东西,更多关注精神层面那些真切的体验,而一个outsider则较多关注表层那些摸得着看得见的东西,有时难免给人以走马观花,猎奇甚至误解之感。中国人写中国和外国人写中国,出发点和感受当然不同。

      听众中有人提问,你们俩同为华裔,是否介意被冠为“加拿大华人作家”呢?对此,黄明珍的反应很强烈,她认为,她生在加拿大,长在加拿大,凭什么要被点明她的种族背景呢?难道说白人就理所当然是加拿大人?她认为这样的称呼是种族歧视,来源于一百多年来西方社会对华人移民的压迫。

      而我回答,我虽然十分理解黄的感受,但我本人丝毫不介意被称为加拿大华人作家,因为我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周围都是中国人,从来没有感受到身为中国人会被歧视的现象。相反,我一直为自己祖国悠久的历史和博大精深的文化而感到自豪,以做一名中国人感到骄傲。

赵:美国一些用英语写作的华裔作家和黄明珍的态度是一样的,不喜欢别人突出他们的种族背景,像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就非常反感被称为华裔美国作家。她写了一篇文章《美国评论家的文化误读》,专门谈族裔作家对身份界定的敏感,她坚决表示“我是一个美国人,一个美国作家。”[7]我理解黄明珍、汤亭亭这些写作人的态度:1.他们出生在加拿大或美国,土生土长,是那里的公民。所以,他们自然首先以加拿大作家或美国作家自居。2.加拿大、美国本身就是多种族的移民国家,说某某是加拿大人、某某是美国人本身就包含了他 / 她可能是白种人,也可能是其他种族的潜台词,没必要非得点出他们是华裔作家。3.他们大概认为,被称作是加拿大华人作家、美国华裔作家、或者北美华人作家等等,会让人以为他们的作品靠兜售华人故事、满足主流社会猎奇心理获胜,靠题材打天下,而不靠写作水平和思想深度。虽然族裔作家用英语写族裔题材完全顺理成章,而且也可以写得非常出色,像美国华人移民作家哈金,非裔美国作家、获诺贝尔的Toni Morrison、美国犹太作家Saul BellowBernard MalamudPhilip Roth、加拿大日裔作家Joy Kogawa等,有些华裔作家还是担心读者怀疑他们作品的内在价值。  

其实,作品自己会说话,读者中自有明眼人,只要你是优秀的作家,何必在乎前面加不加你的种族标签?在这一点上,我倒是欣赏你磊落大方的回应,作家,加拿大作家,中国作家,加拿大华人作家,全是靠作品证明自己的。承认母国文化之根,表现华夏文化对自己的影响,并不削弱作品的价值。

赵:中国大陆移民,有文革经历的,常会以英文书写的文革回忆录或自传体小说作为他们敲开西方市场的第一块砖。有种普遍的观点,是说他们沾了题材的光,从封面设计到叙事策略,都迎合了西方人对中国特殊年代的猎奇心理。而且,他们利用了“自传这一体裁暗示的真实性”,引导西方读者相信自己读到了“真实的”中国历史[8]。对此你怎么看?据你了解,读者对这些书都有哪些不同的反映?

李:国内外一些研究海外文学的人,持有这样一种观点,他们认为,用英文写作的华裔作者是因为题材而受到主流社会的青睐。这种看法是否合理,全面,值得商榷。我在国外生活了二十多年,因而相对来说算得上一个“insider”(局内人),很愿意提供些相关信息和我的一些观感,供大家参考,探讨。

有如我前面提到的,因为诸多原因,仅仅倒退二十多年时,西方公众对中国还知之甚少,也无兴趣去了解, 更没有你所说的那种“西方人对中国特殊年代的猎奇心理”。 那时, 我曾吃惊地发现, 在不少从未去过中国的西方人心目中, 中国人甚至还是梳着清朝的长辫子, 开餐馆,做苦力,不讲卫生,头脑简单, 没有是非感的形象。只是因为近年来中国的崛起,强大,才使得有关中国的各方面情况都引起世界的关注和兴趣。文学也不例外,西方公众开始对讲述中国和中国人的英文作品感兴趣,而不是只对哪一段历史,哪些事或哪些人感兴趣。

至于华裔作者用英文写的作品,是否受读者欢迎和好评,甚至是否获奖,其实与中文作品在国内的境遇完全一样。成功或平庸,与作品本身的艺术感染力和文学魅力密不可分。选择题材,仅是一个方面。近十几年来, 在加拿大的土生华裔作家中,有不少人用英文撰写过相似题材的作品, 描述早期华人离乡背井到北美金山淘金,修铁路,做苦工,开餐馆,与亲人悲欢离合的艰辛历史。这类作品虽然很多,有的也相当感人肺腑,但获奖的只是少数。遗憾的是,它们都没有被翻译成中文,甚至至今还都未被国内的读者所知。我想,如果这些作品将来有了中文译本,或者能在大陆出版发行,可能会很受读者欢迎。

至于你提到的,有些评论家说,中国大陆移民作者“粘了题材的光,迎合西方人,误导西方读者”等说法,我感觉,多少带些主观想象的味道。同样道理,与在国内一样,你的作品若是达不到一定的文学水准,再多些这种小伎俩,读者也不会买你的帐。

华裔移民作家的英文作品在加拿大竞争奖项,是件格外艰难的事情。因为你的众多竞争对手主要是加拿大作家,英语是他们的母语。经过激烈竞争,有幸获得过国家级奖项的华裔英文作品,除了我的《红浮萍》,还有《玉牡丹》、《千岁狐》、《侍妾的儿女们》等。后三部的作者均为土生加拿大华裔。我觉得,加拿大文学方面的评选机构和评选程序还是比较公平合理的。例如黄明珍的《神州怨》(Red China Blues,写的也是中国题材,且为自传体的,还非常畅销,但评委并没有因为她的书由北美一流的大出版社全力打造宣传, 她又是知名度很高的加拿大记者,而把奖项颁发给她。  

      你的问题还涉及到了“封面设计”。北美的出版社,对出版物的封面设计非常重视,把关严格。因为他们要通过设计来充分体现出版社本身的形象、传统和特色。至于你提到有些人猜测,作者能通过封面设计加进些什么误导读者的东西,我看也是因人而异。在我的英文作品《红浮萍》的封面上,我还特意要求出版社印上了“小说”两个大字,强调这是虚构的文学作品,而非自传。

赵:我想你可能误解我的意思了。我不是批评华裔英语作家集中写文革啊、华人题材啊这类的故事,这是作者熟悉的东西,完全可以写,而且他们会因为熟悉而写得好,使得作品在审美、认知、文化交流方面都产生大的效应。而且,我认为,在出版不易的情况,华裔作家通过这样题材的处女作进入主流市场,也无可非议。哪个作家出道的第一部小说不和自己的经历、自己的文化、历史传统息息相关的呢?国内、国外都一样。我衷心希望华裔作家,尤其是用英语写作的华裔作家,能写出更加丰富多彩的好作品,产生世界级的影响。我个人非常尊重你,还有其他大陆移民作家用英语创作,和母语为英语的作家同台竞技,非常不容易。可惜这样的作家太少!我自己都梦想用英语写中国这片土地上的故事,特别是当代的故事,先写短篇,再写中篇……因为没有什么人写啊。当代中国作家大多不会用英语写,以英语为母语的作家又没有深入中国生活的经历,也不会写,把中国作家写的翻译过去,又不是原汁原味的了。再说,有几个像葛浩文[9]熟谙中、英文文学差异,翻译得好的?但我到现在,也没用英语写成中国当代故事。唉,枉有奇传志,叹无结绿才。

       至于封面设计,就我有限的阅读所及,大陆移民用英语写的文革回忆录,几乎都以个人或家庭的照片为封面,非常中国化,引人注目。不仅如此,举凡华裔作家的英语文学作品,尤其是他们的第一本书,封面设计也多半带有鲜明的中华文化元素――红色、中式建筑、传统服饰、华人的面孔等等,贴合了作品内容,体现了出版社的意图,便于有意听听中国故事、华人故事的西方读者,在书店铺天盖地的书中,选择到自己想要的读物。此乃西方国家出版华裔作品的艺术,完全可以理解。

赵:你的第二部英文小说《雪百合》是你数年心血的结晶,可以透露一下内容吗?

李:这部小说主要展现了上世纪末新一代华人移民在加拿大生活的心路历程。小说主人公之一是一个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成长起来的典型的理想主义者,很多篇幅都用来描写她面对现实和理想冲突时的困惑以及对生活价值观的反思。我期望这部作品能够促进西方民众与新一代华人移民相互间更加深入的了解和理解

赵:和《红浮萍》相比,你觉得《雪百合》有哪些突破?

李:这本书写写停停,持续了好几年。美国的华裔文学评论家陈瑞琳有次开玩笑说,“你是十年磨一剑型的作家啊”,可见我写作速度之慢。我不敢说慢功就一定能出细活,但随着时光的流逝,我们对人生的感受总是会越来越深入,这些体验,自然就融汇于创作的笔端了。

另外,这部书在艺术性和写作技巧上,自己觉得, 比起写头一部英文小说时,掌握得更加纯熟了。因为题材并非主流社会所熟悉的那种,所以编辑和读者都会对其可读性要求更高,这也迫使我不得不反复推敲每一情节,每个人物,力求繁简得当,细腻与恢宏兼而有之。从深度上讲,我认为这部书在人性上的挖掘,超越了《红浮萍》。因为《红浮萍》中的叙述跨越年度太广,长达七十年,限于篇幅要求,很多时候根本无法随心地展开。而《雪百合》把故事限定在一年之内,就有了充分的余地完成必要的细节构思。

三.“ 太太”的诞生·基督教经验

赵:你的长篇《嫁得西风》描述了性格各异、观念不同的华人移民女性在加拿大的生活经历,尤其是她们跌宕曲折的情感世界,被陈瑞琳称为“海外女性风月图”[10]。难能可贵的是,你对大陆女性和台湾女性做了比较,显示出前者多半是“男人命”,后者多半是“太太命”。你是从什么时候发现这种差异的呢?能不能对造成这种差异的社会、历史机制作一分析。

李:《嫁得西风》的创作,十分偶然。前些年, 在海外的华人妇女,常常是根据地域划分圈子,大陆的,台湾,香港的,相互往来较少。《红浮萍》出版后,我应邀加入了一个会员几乎全是来自台湾的妇女组织,几次聚会,便感到了她们与大陆女性之间从内到外都有很明显的差别。那时, 海峡两岸的关系还很紧张, 远非现在这样。大约一年后,我就产生了创作《嫁得西风》的冲动,一方面, 想通过展现来自两岸的华裔女性的不同特点和诉求,对女性的心灵世界进行一些探索, 去寻找造成这种差异的社会、人文及政治历史方面的根源,另方面, 也试图向世人展示, 这种差异并没有影响她们在海外相依相助, 携手共渡移民生活的难关。希望通过这部作品表达我对海峡两岸美好未来的一种期盼和祝愿。                                          

赵:《嫁得西风》人物众多,单命名的就有50多个。但不管是主要人物,还是次要人物,都塑造得栩栩如生,各各有别。每个人的故事互相交错,通过顺叙、倒叙、插叙、补叙等多种手法分次交待完整。读此书,像做拼图游戏。请问,你是如何得到这些人物和结构方面的灵感的?

李:有几个评论家认为,我借鉴了传统章回小说的手法,使众多人物通过聚会的场所亮相,再分别表述。其实我并未有意识地借鉴什么手法。我在十几岁时,曾经有三年时间住在一条山沟里,除了供批判用的《红楼梦》和《水浒传》以外,别无它物可读, 所以反反复复读了好多遍。这些古典文学的写作手法是否对我后来的写作有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也未可知。

  写《嫁得西风》时,我十分清楚,为了避免使如此之多的人物互相混淆,就必须使每个人物都性格鲜明,各具特色,才能在读者脑中留下深刻印象,因此在人物的塑造和选择上,的确是下了些工夫的。

赵:《嫁得西风》中的 太太是一个极富喜剧色彩的女性。她伶牙俐齿,急公好义,粗俗可爱,令我想起了白先勇笔下极其精彩的形象――舞女金大班。 太太一出场便让人侧目,身高体胖肤白,鼻头泛红,穿雪白灯笼衣裤,状如大雪人。她是从台湾移居加拿大的阔太太,也是宣道积极分子。她代表了一类基督徒,将宗教彻底地世俗化,乃至庸俗化。她的一段祷告特别精彩:“主啊,大女儿今天要考试了,请你把她面前所有的难题,拿掉!把一切障碍,搬走!主啊,我的小女儿今天有点感冒,发烧,不舒服,请你把她的病痛,拿去!主啊,我二女儿最近钢琴学得有点不耐烦,请你为她指点迷津,继续保持兴趣!主啊,叶萍今天早早起来,为我们大家做饭,很辛苦,让我们谢她!主啊,叶萍胃不好,喝牛奶不消化,请你帮助她!主啊……”[11]另外,她还代表这样一种人,既乐于助人,又好占便宜,斤斤于一己之私利。比如,她免费让叶萍留住家中,实质拿她当保姆,变着花样让她给自己和客人准备美食,白吃她用辛苦钱换回的烤鸭和虾球。

《羊群》中的牛红梅也是让人过目不忘的喜剧女性。从大陆来加,学历不高,英语不通,却也是个能言善辩、善打小算盘的宣道者。她反对丈夫多捐献,骂他“牺牲你老婆在人间的幸福,为他自己在天堂里存钱。”[12]这两个人物有原型吗?你怎么看待这样的基督徒? 

李:在我的小说中,很多人物都有原型。这是基于我的创作理念:首先要源于生活,才谈得上高于生活。说老实话,我不善于闭门造车,也缺乏那种天马行空式的想象能力,更不欣赏那种把别人作品中的素材改头换面去重新进行编排创作的写作方式。人性的复杂,在这两个女人身上,也得到了生动的体现。应当说,她们两位都属于比较率性坦荡的人物,既有表层自私自利的一面, 又有热心关心他人的一面, 绝不是非白即黑,非此即彼的简单化塑造。这才是真实的人性。人无完人, 至于什么样的教徒才是合格的基督徒,那就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了。

赵:中篇小说《羊群》展现了一个小城华人教会的种种矛盾,你的其他作品,如《嫁得西风》、《白喜》也不乏有关基督教徒的描述。请问,你的宗教意识是从哪里来的?

李:我觉得, 北美社会是一个建立在基督教文化基础上的社会。新移民一出国,几乎立刻就感受到了基督教会无所不在的影响。由于中国人过去所接受的传统儒家思想的无神论教育,现代共产主义以及爱国主义的理想教育,他们会对基督教的冲击产生新鲜感,反差感。为数不少的华人在一段时间后都转变为上帝的信徒。这种现象引起了我的强烈兴趣。基于多年深入其中的观察和思考, 我在自己的作品中每每力求探索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试图对新移民在精神世界里的探求有所表现。

赵:你有无信仰?

李:有。我一直崇尚白求恩式的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

赵:你曾经把共产主义和基督教作了一个有趣的比较,可以详细讲讲吗?

李:我在繁体版《羊群》中,曾经有过一段对话,在简体版中删除了。那段对话基本上概况了这两者之间的比较。

大厅里一片沉寂。众人显然都在回味这个故事带来的启发。老杨又继续阐述他的心得体会:“除此之外,共产主义与基督教在理论上,形式上,以及组织结构上,也有相似之处。这二者都有一个理想天堂,供做人们的奋斗目标;毛主席想要消灭的三大差别,同样为耶稣在世时所提倡;我们年青时盛行的共产主义新人标准,也不过是《圣经》中反复强调的十诫罢了;文革中天天操练斗私批修,咱们如今在查经班里,不也是对照检查,向神忏悔吗!实际上,如今出了国,愿不愿加入教会,恰恰是真假马列主义的试金石!”

      语惊四座,下面一片哗然,众人皆露出不解之色。杨玉清挥挥手,要大家静下来,接着说道:“真正的共产党员,一定会热爱基督教,在这里找到认同的!我们今天进教会,就像自觉自愿进入劳改农场一样。共产党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些人是迫不得已的。但当年也有很多纯洁,崇高的热血青年,为了锤炼,净化自己,是写了血书,主动要求去农村的。”

       听众席上很多人仍在议论纷纷,似乎不同意老杨的意见。这时,马立新又站了起来。“我和你有很多相似之处。我在中学和大学里都一直担任团支部书记。我认为,真正的信仰,不应是为了得到回报,而应当毫无所求。可是教会印发的读物上,几乎总在宣传,某某向上帝祷告后,得到了应许。这不是玷污了信仰的纯洁性吗?”

      杨玉清被问住了,张口结舌。牛红梅在旁看了,一把推开丈夫,挤到话筒前,高声道:“你那个呀,是更高层次上的追求!可是一般人的认识水平,只适合于接受有回报的信仰!”

       妻子的解答,猛然间给杨玉清注入了灵感。他理清了思路,又回到话筒前。

      “我刚才讲了许多共产主义和基督教的相似之处。不过,请大家不要忘了,这二者还是有区别的。共产主义,要求我们每个人无偿地牺牲自己,为全人类做贡献,能真正达到这个要求的,都是杰出的人,但是毕竟太少。而基督教不一样,只要你按照上帝的信条去做,死后就会得到在天堂享乐的报答。大家都知道,人性本来就是自私的,当然啦,后者才更符合人性嘛,所以才能吸引世界上大多数人,包括左中右三种人!”

       朱牧师在旁站着,越听越不对劲,慌忙打手势,让二人下台。接着,他跑到台前,领人唱起了布道结束时的圣诗。

赵:有意思,耐人寻味。多谢你让我看到了“足本”。你的作品中也写到西方人,比如追求中 老师的安迪、白人女同性恋者、独居庄园和狼狗相依为命的富孀、痴迷毛泽东想当毛太的洋女孩等等,但我觉得他们的形象还是流于单薄、肤浅。我在阅读海外其他华文作品中有关西方人的描写时,也有同感。不知道你是否同意我的看法?如同意,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李:很难讲同意或不同意你的看法, 我觉得这里涉及到一个看问题的角度的问题。在北美生活了二十多年后, 我发现由于历史、 文化、 宗教、种族、环境等等的不同, 西方人和中国人从总体上说有很多不同之处。相对来说, 他们地广人稀, 历史很短, 对于习惯了复杂的生活和人文环境的中国人来说,你会觉得大多数西方人的思想活动都非常简单,或说不那么深刻, 思维方式和行为也很直截了当。另方面,第一代华人移民因为语言和种族文化的差异,与白种人的交往常常是仅停留在表层,能达到像中国人之间那种深度的不多。

四.海外华人文学·中国文学在海外

赵:你是海外屈指可数的华人双语作家之一。你如何决定创作语言?英语和汉语给你的感觉有什么不同?

李:我用双语写作,并非刻意所求的。中文是我的母语,但我最初发表的一批作品,全部是用英文写作的。这是因为出国前,我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就读于英文采编专业,接受的全是英文写作训练。我曾为英文《中国日报》、《瞭望》杂志英文版撰写过多篇人物采访。这些职业上的磨练,都为我日后的英文创作打下了一定基础。

      80年代中期我离开了北京,到加拿大求学深造。一年后开始创作小说《红浮萍》。我决定直接用英语讲故事,一是因为发现西方人对中国和中国人非常缺乏了解,虽然中文书籍铺天盖地,却难以找到几本中国人用西方人语言讲述中国故事的作品;二是出国前自己就已习惯了用英文写作,下笔很顺畅,所以初稿仅用三个月便完成了。

  第一部英文小说出版几年后,我又用中文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嫁得西风》。动笔前,脑子里已经有了主要读者群应当是华裔这一概念,希望把新一代移民在海外的生存状况介绍给国内读者,自然就选择了用中文去写。而后,我的创作就开始根据需要用双语交替进行了。

 这两种语言创作,感觉的确是不同的。当我想表达对生命更深层次上最真切的心灵体验时,似乎用只26个字母的英文来得更顺畅自然,更能任思绪自由驰骋,不太受文字表象的干扰。而当我想追寻词藻,韵律,或者视觉上带来的愉悦和享受时,中文因其文字本身的魅力,无疑更胜一筹。

 我想,用英文创作的目的,就是要让西方人能直接读你的故事,接受你想陈述的事实和理念, 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话语权。至于你的作品能否被主流社会和其文学艺术界所接纳,则主要取决于作品本身的优劣。这与国内用中文创作,道理是一样的。

   曾经有一位国内的著名作家问我:“据我所知,在海外华文作家中,外语功底深厚的并不鲜见,但大多还是用母语写作。《红浮萍》在加拿大多伦多出版后,立刻获得了主流媒体的肯定,在海内外引起很大反响,并获得了1995年度加拿大全国小说新书提名奖,转年,你又获得了加拿大滑铁卢地区“文学艺术杰出女性奖”。应该说,这都是来自非华人圈的承认。这是否意味着,用英语写作,可以让旅居海外的华人作家更容易被居住国的主流人文圈所接纳?如果真是这样,又让人备感奇怪,为什么用非母语写作的华人作家还是那么少?难道他们不想被居住国的主流人文圈所接纳?”

  说句老实话,中国人所说的“外语功底深厚”的标准,与外国人的标准相差甚远。能掌握流利的英语因而找一份白领工作养家糊口,与能用英文创作小说,还是有相当一段距离的。这就好比有不少新移民刚一下飞机,都觉得自己能靠教中文混饭吃是差不多的误解。其实,在北美,尝试英文写作的华人作家为数不少,济济可观。有人直接用英文写,有人先写成中文,然后找人翻译成英文。但是写归写,最后能被这里的出版社接受的却极少, 故不被人们所知。究其原因, 我觉得,主要是两条, 一是作品本身的文学水准和艺术感染力如何,二是英文语言的水准是否被外国人认可。 用中文写作品在国内出版,只看第一条便可, 用英文写作品在国外出版,则是两条都要看。

我属于不那么幸运的一类人,因为没有任何人能够帮助我。在我单枪匹马为自己的英文小说寻找出版社时,不时产生出一种“以卵击石”的痛苦感觉。本来加拿大的出版社就很少,我们用第二语言的作品去和众多英文是母语的作家的作品竞争,实际上很难胜出。

上天对勤奋者还算照顾。尽管写作和寻找出版社的过程十分艰难,但我的第一部长篇刚一发表就得了两个奖,在我完全是始料未及的。

赵:你对华裔英语作品有什么看法?它们在题材、人物、文学手段、文化表现等方面,和华裔的汉语作品有什么异同?比如,加华文学的两个语种作品都包括了“金山”主题,即早期华工在加拿大的创业史,像获奖英文小说SKY Lee(李群英)的Disappearing Moon Cafe(《残月楼》)和Wayson Choy(崔维新)的The Jade Peony(《玉牡丹》),获奖英文传记Denise Chong(钟丹尼丝)的The Concubine’s Children(《侍妾的儿女们》)和崔维新的The Paper Shadow(《纸影》),Marty Chan(陈泽桓)的戏剧The Forbidden Phoenix(《紫禁凤凰》),以及中文小说,如葛逸凡的《金山华工沧桑录》、张翎的《金山》等等。他们都有将加华历史和文学打通的做法。

李:因“金山”这个题材,对早期华裔移民离乡背井到北美淘金, 做华工, 创业极具代表性, 所以不少北美土生的华裔作家用英语写了很多有关“金山”题材的作品。由于他们的父辈往往就是当年的华工, 与作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所以当我读他们这种源于真实生活, 而非二手资料的作品时, 经常会有那种置身其中的颤栗和真切感。他们成功地将华裔移民祖先的历史生动深刻地介绍给广大的西方人,在主流文学中为华人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在这些作品中, 历史和文学已被密不可分地融会在一起。最为遗憾的是, 这些作品至今仍无中文译本也不被中国读者所知。现在有人用中文写作那段事情,也是一件大好事,这就为不懂英文的中国读者提供了一个便利的条件,顺利地了解那一段大家都应当知晓的历史。

赵:绝大部分中国人根本不知道先侨在海外的历史,不知道他们在异国他乡,淘金、修铁路、垦荒种菜、开洗衣店、餐馆,做体力活,吃尽了苦中苦,却仍为人下人,被贬称为Chink Chinaman经过了好几代人的奋斗,他们才逐渐获得了从事各种工作的权力,可以入籍,享有投票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也就是说成为其所在国享有全部公民权的一分子。了解华人在海外的奋斗史,会让我们对什么是华人,什么是中国人,有个更清楚更深入的认识。同时,也可以借此了解美国、加拿大这些移民国的历史和文化,超越狭隘的民族视野,更好地和其他种族的人交流,共处。我觉得,到海外留学、移民或工作的人,尤其应该有点海外华人史的知识。《金山华工沧桑录》继在台湾出版后,又在大陆出版,因其文字洗练生动,洋溢着深厚、自强的中华民族精神,加之包含对其他种族的客观描写,还被推荐为大陆的少年儿童读物。我真为此高兴,中国年少的一代在吃KFC时,也可以读到CPR[13]

李:国内访问学者和代表团来加拿大访问的时候,校方常常邀请我给大家用中文讲课,介绍一下华人移民在加拿大的历史和现状。我的介绍对历史事件的分析尽量做到客观公正,帮助大家澄清了一些原来不太清楚的概念,因此很受欢迎。

赵:你在海外20多年,担任过加中笔会副会长,请问,对加华文学,以及海外华人文学的现状有什么评价?

李:在我担任加拿大中国笔会副会长的六年期间,很多精力都放在了向加拿大政府申请文化发展基金上面。在国外,没钱就办不了事,政府的基金帮助我们成功地组织了多次针对公众的大型文学作品朗读会,促进了加拿大华裔文学的传播和发展。

      在我的心目中,一个好作家应当关注人类的命运,并能用手中的笔推动和影响社会的变革。“纤笔一枝,三千毛瑟”。近几年读到了国内一些作家的作品,很受震撼。它们极其深刻地反映了在中国迅速崛起的过程中, 现实社会中那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芸芸众生的无奈,作家悲天悯人的情怀。比起这些植根中国大地,凭着良知为老百姓呼喊,踏踏实实为他们做点事的作家,我常常感到海外作者的作品往往流于肤浅,从份量上很难跟国内的一流作家相提并论。离开了那片土壤,视野可能开阔了些,但也缺少了扎根那块土壤才能产生的深度与厚重。

赵:海外作者毕竟有谋生之实际需要,还要为是否会被炒鱿鱼忧心。我认识的加华作家,基本都有正职,邮递员、厨师、会计师、律师、医生、电脑技术员、出版商、中 文学校 老师、大学教授……副业才是写作。创作时间有限,有些作品不成熟,在所难免。但即便如此,加华作家中也不乏高人,像诗人洛夫和痖弦、古典诗词大家 叶嘉莹 先生、散文家梁锡华等。而国内作家,则是全职写作,有足够时间去打磨作品,使之历练完美,在艺术上达到很高的水准。另外,在西方崇尚个体发展和比较法制化、宗教化的环境中,华人作家不太容易产生匡世济民的使命感。有欺压良民的事,到法院;有心灵空虚的时候,到随处可见的图书馆和教堂,或遁入自然和艺术。作家不用代行法官、启蒙者和上帝之责。而在中国,法院、图书馆和教堂,经常离黎明百姓较远,中国作家心里自然就很痛,便继承了杜甫那种“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忧国忧民的传统,写出了反映民生多艰和针砭时弊的作品,像给我以莫大震撼的韩少功的小说《马桥词典》、余华的小说《许三观卖血记》、迟子建的中篇《起舞》、方方的中篇《万箭穿心》、反映医生陈晓兰10年勇揭医疗黑幕的报告文学《天使在作战》等等。海外作者和国内作家的生存环境不一样,关注点也不一样,所以作品在内容和力度上当然差别很大,不能也不必强求。

赵:你在加拿大积极推广海外华人文学,还成功组织了中国当代作家(如白烨,刘震云、格非,刘庆邦等)与加拿大作家的交流活动,可否谈谈具体情况?

李:因为自己用中英文双语写作的特点和优势,使我更热衷于在海外拓展中国文化与文学的传播和影响。中国文化与文学要走向世界, 我们最欠缺的是, 通过各种渠道直接与国外的大众, 文学艺术界, 学术界直接沟通和交流。中国不少相关领域的代表团到了国外往往还是只限于在海外华人圈子里活动以前,中国曾多次派遣作家代表团来加拿大访问,可能限于语言障碍以及其他条件所限,他们都只安排了与移民加拿大的华裔作家座谈,没有机会与主流社会的英文作家进行深入细致的交流。

      为让中国文学能真正走出去,我在这方面做了些尝试。 200810月,我在滑铁卢大学举办了一个“中国周”活动,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邀请了几位当代著名中国作家来此,与加拿大的几位著名英文作家和专家学者会谈,交流两国作家在文学创作方面的异同和一些双方都特别感兴趣的问题。 首次促成了中加两国的一线作家能面对面地谈创作,谈观念, 谈异同, 深入交流各自的想法。我使用孔子学院这个平台,策划组织的这次中加两国顶尖作家的交流活动,在加拿大影响广泛, 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我想, 这次成功和突破, 也是因为事先做了大量细致的准备工作,将双方作家的材料都翻译成中英文两种文字,提供给双方,以便做到会谈前就已相互了解。交流会则由加拿大著名文学教授和我共同主持,给每位中国作家都安排了一位创作风格或题材相仿的加拿大名作家,例如,给畅销作家刘震云安排的是加拿大的畅销作家崔维新(Wayson Choy),给专门为矿工写作的刘庆邦安排的是加拿大矿工家庭出身的杰出作家麦克劳(Alistair MacLeod),给现代派作家格非安排的是与他同样年轻有为的加拿大新锐作家鲍克(Dennis Bock)和施乃德(Carrie Snyder)等等,而且每对中加作家身边还配备了一位现场口译员。这就使得他们之间的交谈随心所欲, 非常投入,达到了相当的深度。这也是第一次使加拿大主流社会的一线作家了解到中国作家和中国文学的真实现状。  

      继这个良好的开端之后,我又与加拿大文学教授合作,将白烨先生撰写的《2008年中国文情报告》中的主要内容翻译成英文,介绍给加拿大读者,进一步扩大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今后我还将继续致力于这个领域的开拓。

      最近,我很欣慰地看到作协主席铁凝主持召开的中外文学交流会议。她也提到了“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新世纪国际间最重要的竞争就是文化竞争,” “面对面的交流,能够让世界更多的读者和学者通过中国作家,来知道当代中国人更生动、更丰富、更具体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铁凝的前一段话,见《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大概是20098月,是她参加纪念中国文联成立60周年大会接受《文艺报》采访时说的。她的后一段话,来自《新华网》 2009 9 26 日的消息报道。

赵:你主要教授哪些中国文学作品?特别受洋学生欢迎的是什么类型的作品?

李:滑铁卢大学从2001年起开设了“中国文学史概论”这门课程,由我来讲授。在短短的一个学期内,将中国文学几千年来的精华都介绍到,是一项很艰巨的任务。从《诗经》、《史记》,一直介绍到鲁讯,必须繁简得当,才能使对于中文一窍不通的洋学生能够领略并欣赏中国文学与文化的一部分精髓。

相对于在中国人人津津乐道的唐诗宋词来说,洋学生真正能够欣赏的还是小说,例如唐人传奇中的《李娃传》、《莺莺传》、《南柯太守传》,明清小说《水浒传》、《红楼梦》,现代小说《祝福》、《孔乙己》等。

       长期以来,我一直感到我们缺乏一种简明扼要,适用于海外选修中国文学课的外国学生的英文教材。我曾经多次与国内著名大学的中国文学教授们提及此事,寄希望于国内的专家们。但是,搞中国文学的专家们往往因为在英文水平上的限制,不敢承担这个任务。今年,我与南京大学派遣到滑铁卢大学担任孔子学院副院长的唐建清教授合作努力,编撰了一部中英文对照的《中国文学选读》课本,为海外选修中国文学课程的外国学生提供了一种简明易懂的教材,将在2009年年底出版,也算是为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添加了一块有用的砖。

赵:不懂汉语的加拿大人,对中国文学知多少?对他们来说,最具知名度的中国书(不一定是文学作品)有哪些?

李:普通大学生几乎都没有读过中国的文学作品。很多人知道或者听说过的中国书顶多是《孙子兵法》、《道德经》、《易经》,但绝大多数人根本没有读过。普通人中,我曾经遇到过两个教授,他们读过《红楼梦》的英文版,还有一个作家,读过张洁的《爱是不能忘却的》。当然,他们都赞不绝口。

赵:可以谈谈你对加拿大英、法语文学的印象吗?

李:读的不算多, 还没有形成一个总体的印象和看法。

赵:你比较欣赏什么样的中外作家?你的创作、世界观或人生观受过哪些中外作家的影响?

李:我读书不多,在所读过的有限的作品中,外国作家中比较喜欢莫泊桑、托尔斯泰、艾特马托夫。中国古典作品中,我更偏爱《水浒传》与《红楼梦》。现当代作家中,除了鲁迅,还可以列举出一大批人,他们风格虽然不同,但都是我喜爱且尊敬的作家。但我还真是从来没有思考过我的创作和世界观受到哪些作品和作家影响这个问题。

五.枫叶国的生活小记

赵:你为什么移民加拿大呢?

李:好奇心所致。80年代中国开放国门以后,很多年轻人都希望了解一下外面的世界。我也同样。

赵:在你看来,移民来到新国家后,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李:对我们这些毛时代成长起来的人来说, 是失去了“组织”之后,一切都要由自己做决定并为自己的决定而真正负责所带来的彷徨。每年的“三八国际妇女节”那天,滑铁卢大学都会邀请一位知名女性做讲演。今年的“三八节”,我有幸获得邀请,为当天的庆祝活动做讲演,介绍一个移民女性是怎样适应新环境的挑战并取得成功的。我谈到了最初的彷徨坎坷,无所适从,也谈到了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和西方现代文明的冲突与交织后,在我身上产生的新的巨大能量,支撑着我走出低谷,步入坦途。

赵:海外出生的华裔后代会自然疏远中国文化,不会讲汉语,更不会写汉字。你是如何教育自己孩子不“忘本”的?

李:我们很重视并且坚持在儿子出生后就一直和他讲中文,5岁起每个星期六都去中文学校,十几年如一日。孩子在6岁时,因为受到学校中和社会上强大的英文力量的冲击,开始感到说中文很困难,曾经有畏难情绪,但我们鼓励他,并利用每年的暑假带他回中国,在亲友中间生活两个月,还设法安排他在当地的小学插班听课,多受中文和中国文化的熏陶。从他懂事起,我们都会抓住一切机会向他谈起中国的文化和悠久历史,树立起中国人是一个勤奋和聪慧的民族这样的观念。孩子上小学的六年里,全班有二十几个白人孩子,他是唯一的华人,但他在小学毕业时,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上台接受了校长颁发的奖章。现在他已经上高三了,更多了一些头脑和独立思考, 思维方式和观念很受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他对自己在众多白人同学中是华裔有一种优越感。在高二和高三这两年,他作为本校学生会在教育局的代表,参与了许多有关中学生政策的讨论决定。正因为他有着良好的中文基础,所以能够毫无阻碍地接受国内的《中学生》杂志近期对他做的一个专访,畅谈海外中学生的教育问题。

赵:平时你读哪些报刊?看什么样电视?可否讲讲你所了解的加拿大华文报刊、华语广播和电视?

李:我们孔子学院订阅的中英文杂志有好多种,我有时间就看看, 像《博览群书》《小说月报》、《读者文摘》、《当代》、《中国地理》等等。假期和闲暇时,我也时而在家观看国内拍摄的影视剧。现在国内有不少思想和艺术水平都非常高的电视剧,例如《暗算》、《苍茫天山》、《潜伏》等等,看后每每连续多天萦绕脑际,引人思索。我很少看多伦多出版的华文报刊,也没有机会听华语广播,看华语电视,互联网是我获取时事新闻的主要渠道。

赵:你说过,移民国外是“获得了天空,失去了土地”。何出此言呢?移居枫叶国多年,你有遗憾吗?

李:我从不为自己的选择后悔。我的本性,属于跟着感觉走的人,即便错了,也极少患得患失。我的优点,同时也是我的弱点。我喜欢凭直觉办事,不善深思熟虑, 还容易轻信。在中国这个文化十分古老,生存和人文环境都比较复杂的地方,我有时会感到不易被人理解,活得“力不从心”。在北美这块年轻广袤的土地上,我感觉加拿大人相对简单直率些, 与他们交往对我这种人来说, 比较轻松,活得也自如些加拿大算是个比较公平竞争的社会。诚实善良、努力工作的人,迟早都会得到生活给予你的回报。所以说,除了因为距离而不得不舍弃的亲情上的眷恋,和时常对祖国和故土的牵挂外, 没有什么太感到遗憾的事情。

      移民国外, 对于搞写作来说, 则是有所得有所失。到了外边, 你看到的东西是多了些, 可也失去了故国的土地,失去了根基。对于这些年祖国的飞速崛起和包括人民在内的方方面面的巨变, 移民海外的华人时时感觉思想跟不上步伐因此, 置身局外, 靠间接的二手资料很难写出有关现代中国和中国人的丰满且有深度的厚重之作。

谢谢阅读,敬请指正!



[1]本访谈为2009年度“加拿大研究专项奖”(Special Award for Canadian Studies)项目,得到加拿大外交和国际贸易部的资助,特表谢忱。

[2] Yan Li. Daughters of the Red Land . Toronto : Sister Vision, 1995. p.3.

[3]同上,第4页。 

[4]以汉语为母语的作家有亲译自己文学作品的,如台湾诗人兼学者余光中、叶维廉和张错英译过自己的诗作,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籍华人高行健曾将自己的法语剧本译成中文,但这样的作家占华人作家的比例相当小。

[5]原文见Eva Tihanyi, “Review on Daughters of the Red Land,” .Books in Canada , February 1996, http://booksincanada.com/article_view. 

[6]陈启文、李彦,《母语和外语,哪一种更能抵达表达的核心?》,《文学界》20096月第72页。 

[7][7] Maxine Hong Kingston, “Cultural Misreading by American Reviewers.” Asian and Western Writers in Dialogue: New Cultural Identities. Ed. Guy Amirthanayagam. London : Macmillan,1982. p58.

[8]唐海东,《海外华人的文革写作》,《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8年第4期(总第65期),第21页。 

[9]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1939- ),上个世纪60年代在台湾学习汉语,后获印第安纳大学中国文学博士学位,著名的中国文学翻译家,翻译过萧红、陈若曦、白先勇、李昂、张洁、杨绛、冯骥才、古华、贾平凹、李锐、刘恒、苏童、老鬼、王朔、莫言、虹影、阿来、朱天文、朱天心等二十多位作家的四十多部作品。

[10]陈瑞琳,《从<红浮萍><嫁得西风>――读加拿大女作家李彦的中、英文小说》,《羊群》,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36页。 

[11]李彦,《嫁得西风》,《羊群》,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25页。 

[12]李彦,《羊群》,上海出版社,2008年,第45页。 

[13] CPR,即Canadian Pacific Railway(加拿大太平洋铁路),1885年竣工,是连接加拿大的东西大动脉,由华工参与修建,约千名华工为此付出了生命。

中国加拿大研究会网站由广外加拿大研究中心维护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大道北二号八教611  邮编:510420

 电话:020-36602075   Email:gdufsccs2016@163.com